《曾国藩传》 第15章 官宦路戎马古罕见 第一节 首站不利九生死 免费试读
咸丰四年（公元1854年），湘军正式出征。此时，正值太平军西征军在湘地经略，其以石祥贞为统帅，不断地进攻湖南大城市。到该年四月间，石祥贞部分别攻占了岳州、湘阴、宁乡等城池。湘军遂作出决定，支援省内危局。在东征大前提不变的情况下，湘军由诸玫躬刷屏所部，对湘省太平军进行攻击。后来，在攻打宁乡战役中，诸玫躬牺牲，刚刚一出征，即损失一名营官，曾国藩痛心疾首，并折请上端，为诸玫躬请恤，以示自己的缅怀之情。
据说，湘军出兵时，有内情人士建议，太平军气势汹汹，必有准备，可先屯兵险要，以逸待劳。诸玫躬却坚持作战，认为敌人不以正道而出，从旁侧折出，须是心虚，军士缺乏，你昂草有限，如不率大军猛攻，怎么能称得上是将帅呢？。他决定，大军全力进攻。由此可见，诸玫躬对敌方军事情况不甚了解，甚至带有武断，轻敌之弊病。
在湘军一支支部队猛烈反扑之间，太平军一度支持不住，向湖北境内撤退，湘军以胜利之师穷追不舍。当太平军撤至汉阳时，与所部林绍璋汇合，两军合流，实力大增，掉转马头，再攻打湖南。卷土重来之际，太平军复克岳州，以及靖港、湘阴、宁乡等地，其先锋军甚至克湘潭，从北、南、西对长沙进行围攻之势。
自咸丰三年攻占岳州以来，太平军便一直处于战略攻势，此即以岳州全胜为结点。后来，太平军向湖北方面撤退，曾国藩“一不做，二不休”，遣署部王錱前往湖北支援，并攻打蒲圻，王錱部在北上途中遇到南返之太平军，激战一场，败退岳州。其与曾国藩一部皆围困于岳州，情急之下，曾国藩下令炮船前往岳州城外支援。在炮火的掩护之下，一部分湘军从城中逃离出来。但战况是，湘军伤亡一千多兵营兵，大部分为王錱部所属兵员。
出师不利，湘军受到各方面的指责，有人称：湘军不过是群乌合之众，曾国藩口口声声说湘军强大，事实已摆在眼前。听到这样的流言蜚语，曾国藩突然伤怀，想到自己几个月前与湘省官员兵勇不和，愤而离开省城，在衡州练兵的一幕幕。他深知，此正是政敌向自己发难之际，更是让他们看笑柄之时。曾国藩的初衷是：自己能首战告捷，便能给政敌们点颜色看看，显示自己忠君报国，稳定天下之诚心。此时，适得其反，政敌们不断地攻击自己。曾国藩坐在省城附近的江面上，闭目冥思，想像着别人对自己冷嘲热讽，奚落，甚至是皇帝面前弹劾自己。巡抚骆秉章不好公开嘲弄他，只是暗地了冷落他，至于从前与自己有摩擦者，偷偷窃喜，甚至是弹冠相庆者皆有之，像潘布政使和臬按察使更是落井下石。在同乡署僚之中，也有对湘军持有否定态度，或是进攻曾国藩者。最为有代表性的当数左宗棠。
湘军“首战告败”之后，左宗棠即对湘军进行了否定，甚至与骆秉章、陶少云等人挖苦曾国藩，使得俩人关系紧张。这左宗棠，字季高，是湘军集团重要将领之一，原籍湖南湘阴人，道光十二年（公元1832年），中举之后屡试不第，曾做过乡村书塾。太平天国起义爆发之后，左宗棠依然保持表面上的隐逸之态，实则蠢蠢欲动，渴在天下纷争中觅得自己一片天空。他审慎思考，决定投靠太平天国。当他见到洪秀全时，曾要求他“放弃耶稣***，专奉儒教经典”，并与之“论攻守建国之策”。因与天王政治迥异，未得重用，左宗棠旋即离开。后来，史者曾这样评价左宗棠：“推察左宗棠之性格，此说不诬也。”可以断定，左宗棠是个洁身自好，志向远大之人，甚至恃才傲物，玩世不恭，让他得罪了不少官僚。在湘军中，左宗棠亦与曾国藩关系交恶，成为一种特殊情况，也是曾国藩人生中极少出现的情况。此次，湘军战败，左宗棠更是羞恼，甚至与曾国藩“仇隙”，之后，俩人常常发生矛盾，有喜有忧。
一开始，曾国藩与左宗棠表面上和实质上都很和睦，而左宗棠并未对其惟命是从。早在湘军建旗东征时，曾国藩就曾要求左宗棠一起出征，却被婉言拒绝。一个月之后，左宗棠即投奔骆秉章麾下，表现愿意出征讨贼。早年，张亮基为湖南巡抚时，曾担任过其署僚，后张亮基调任，左宗棠即退隐。很久之前，左宗棠曾与湖南名宦陶澍（官位两江总督，道光十九年病殁）有过见面之交，关系迅速发展。陶澍死后，左宗棠即为其子陶桄家臣，并在其家中管师多年。因陶桄年幼，左宗棠又将自己的长女许配给他。当时，左宗棠帮助陶桄经理家庭，保持了陶家在湖南的显赫地位。陶澍死之后，陶家已经财大气粗。此时，曾国藩苦心办理湘军，便到陶家“劝捐”。其间左宗棠要求陶桄不要纳捐，起码得推延一点时间，而陶桄据不答应，从此与左宗棠产生芥蒂。无奈之下，左宗棠还是随同陶桄一起进省城，纳捐去了。见到骆秉章之后，左宗棠被说动，并打算留在骆秉章身边，发展自己的事业。此前，骆秉章曾多次要求左宗棠出山，但均被拒绝。此次，左宗棠与陶家产生摩擦，有离去之念，加上骆秉章的苦言相劝，左宗棠终于留任其署僚，真正出山了。
进入骆秉章幕僚之后，由于其才干突出，又能独当一面，工作成绩斐然。因此，左宗棠开始桀骜不驯，甚至对上司骆秉章产生意见，大有越俎代庖之嫌，与同僚们的关系渐渐交恶。是时，湘军打败“靖港”，一直以骆秉章视察军事情况时，登临船而不见曾国藩之觑，实在让湘军将领们寒心。更可怕的是，湘军将士进出长沙城多有不便，甚至常常被“挞逐”，狼狈不堪。打狗也要看主人，此时，省城官兵们似乎并不在乎这，对湘军肆意***。。潘、臬二人不择手段，要求骆秉章向朝廷上奏，拿曾国藩问罪，结束其政治生命。曾国藩痛苦地挣扎着，他在想：靖港之役，使吾军残败不堪，今又遇政敌肆意攻击，自己的地位和忠诚真是风雨飘摇啊！
靖港之役发生在咸丰四年四月初，当时，湘军大军坐困成圣附近的江面上，若不及时摆脱困境，必将损兵折将。于是，曾国藩召集将士，商讨下一步作战计算。有人认为，湘军已困守水面，不宜进城市，非得循机力战，确保湘军实力，并扬威。对于如何攻占，军士们产生各种不同的认识。一部分人认为，湘军可先攻取靖港，再图谋大业，但有人认为，攻取靖港太危险，如战败再退守省城城池内，必是置自己于死地，因此，他们主张攻打湘潭，既然不能战胜，同样可以解除衡州之危，省城即使陷落，以后必能重振旗鼓，光复收回。经过认真的、反复的讨论，曾国藩采纳了攻打湘潭的建议，并展示部署作战。。曾国藩下令，由彭玉麟率领了五营水师即日出发。第二天，曾国藩亲自率领余留五营为后继，陆陆续续出发。
当天夜里，驻守在长沙附近的乡团得到可靠消息，称靖港敌人营盘里只有数百人兵员，无人防备，可乘此良机，攻打靖港，必能万无一失。另外，乡团们还在靖港城外架好浮桥，只等湘军出击，一举将靖港之敌消灭殆尽。得知这一情报之后，湘军上下跃跃欲试，渴望攻打。曾国藩听完线人的汇报，也激动异常，称这是“千载难逢之机会”。因此，他下令，去哪军停止进攻湘潭，改道靖港。此时，调往靖港是有全部水师和部分陆师。
靖港位于长沙西北面六七十里，有资水入湘江之口，地有铜官山，六朝在此置铜官渚。曾国藩此时改变主意，一心攻打靖港，很多人感到疑惑，甚至持反对意见，如李元度就在其列。李元度，字次青，湖南平江人。曾国藩出任“团练大臣”之后，李元度曾以“罗江布衣”身份上书曾公，看完其表书，甚是喜爱，于是，四处寻访，投石问路，最终找到了他。湘军出征时，曾国藩多次诚恳地请求李元度一同出征。感其恩施，入其幕僚，成为湘军中难得一见的人才，并形成重要影响。在攻打靖港之前，李元度非常看好“湘潭之战”。李元度称，“精者已调剿湘潭”，“早晚捷者必至，此间但宜坚守，勿轻动”。
曾国藩不以为然，并厉辞拒绝。李元度见曾国藩固执己见，不能动摇，于是就要求自己随军作战，曾国藩再次辞绝。临走之前，曾国藩手书两千余言遗嘱，交于李元度，要求，“若我死，请代陈巡抚，遗嘱以授弟。军营中军械辎重船百余艘，子且善护之”。李元度见此状，事情非同小可，恐怕曾国藩就生命危险，于是自己暗自跳上战船，躲在曾国藩坐船的后舱，可谓“神不知，鬼不觉”。
这天，咸丰四年四月初二（公元1854年4月28日）清晨，曾国藩大军徐徐而行，向靖港出发。一路上顺风顺水，疾驰而上，炮船很快就接近太平军屯驻之地。太平军军勇清晰可见时，湘军遭到太平军小股分队的猛烈进攻。湘军船只无法前进，只能拉开缆绳，与之决战，祈望能退兵还营。此时，太平军又一支小分队从后面杀来，将湘军的缆绳全部砍断，致使全军大乱。此时，陆军和团丁与太平军展开战斗。不多时，湘军即溃败。将士们争相奔踏上团丁搭建的浮桥。事实上，这些浮桥都是门扉、床板所组成，质量很差，而且承受力较弱。乱军纷纷踏上浮桥，大部分落水身亡。转眼之间，死伤即达数百人。曾国藩见状，心身俱裂，痛不欲生。他举起宝剑，厉声呵斥道：“将士力战，必有出路。”此时，无人能听他的指令，纷纷逃窜。曾国藩跑到岸边，树起一杆旗帜，下令谁推至旗杆之后，斩立决。即便这样，湘军将士依然奔逃，纷纷染过旗杆，向更远处逃窜。
情况异常紧急，战船一个接一个的失守，渐渐被太平军包围。就是曾国藩的统帅之船也被四面包围，流矢飞弹，密如星雨，曾国藩危在旦夕。看到湘军保举已定，上网惨重时，曾国藩几天前还认为这是一场稳操胜券，甚至是借机发挥的战役，必能首战告捷。面对此时此境，他深深地陷入绝望，并打算自行了断。就在将士们喊杀震天时，曾国藩一狠心，毅然决然地跳下战船，溺水寻死。大家都忙着奔逃，并未察觉。当听到“扑通”一生时，仆从才发现主帅跳水了。此时，喊的喊，救的救，好几位仆从跳下江中，完就曾国藩。当有人拉住他时，曾国藩睁大眼睛，粗声地道：“众不能违”。就在仆从松手之时，后舱中的李元度跳出来，大声地喊道：“曾公，快快上来，天无绝人之路。”千钧一发之际，李元度的随员章寿麟（字价人），猛然跳入江中挽救。曾国藩直勾勾地看着他道：“你怎么在此？”章寿麟大声地回答道：“曾公归去，湘潭已大捷。”此自是谎言，但让曾国藩听了，心中萌生生的念头，于是不再挣扎，顺水而上，被拖到一个农民的渔船上。其时，南风大作，向长沙航行是逆水行舟。好半天工夫，曾国藩等人才到达长沙，上岸进府。
坐在府邸之中，曾国藩依然愤恨不已，认为自己带的军队不是天下无敌，起码不能首战告捷，并称天下的笑柄。想到这里，他的心头猛然一震，绝望之情又生。想想自己在战场上狼狈不堪，惨败决绝的局面，又生出***的念头。在移居到城南妙高峰处时，他“再草遗嘱，处分后事”，打算第二天“自裁”。正是绝望死寂时，湘潭方面传到捷报，称湘潭之战中，塔齐布率领的湘军主力大获全胜，因此，靖港附近的太平军也纷纷撤退。曾国藩得此消息，即兴奋起来，转念微笑，遂断绝“自裁”的念头，称“死生盖有命哉！”湘潭战役的胜利，是塔齐布军为主干，湘军水师做策应的战斗，曾国藩颇为满意。
靖港之战，使曾国藩心中永远留下了一道“伤痕”。无论是为官道路，还是军政生涯，都占有很重要的位置。他不只一次地对自己进行谴责，忏悔，自问。尤其是岳州战败之后，曾国藩对靖港失败更是历历在目，曾写过一段很长的文字，并上呈咸丰帝，将自己一生作总结，并阐述君父、子民和军政上的一切关系，以理学的观点作铺垫，产生自己对过去的忏悔，甚至认为自己军不自整，失职失德等行为。曾国藩甚至将《讨粤匪檄》遴抄部分，于咸丰帝观览，以示自己的诚心，并大表自己忠君爱父，为天下谋福祉，诚惶诚恐。
铜官投水之事，后来的曾国藩也深深痛切，而一些不明真相，甚至反感曾国藩者，则当成笑柄而谈，损毁其名誉。光绪二年（公元1876年），曾国藩已病殁四个年头。湘军旧部章寿麟重游靖港，远望铜官山川，当年情势历历在目，触景伤情，即作图以纪之。章寿麟感慨万千地道：“当年，曾公鏖战此地，时秋风大作，水波丘壑之皆有战斗杀气。与今之情景相似，方式能听见曾公灵魂与自己对话，更有惊天动地，捍卫泰山之尊之悲怆，遂作此图，以为纪念。”章寿麟虽是曾国藩的救命恩人，却也未受到他的特殊礼遇，自始至终，只得了个州县之伦冠。此时，章寿麟不无为曾国藩的怨愤，作《铜官感旧图》也带有怀才不遇的失落。后来，此图广为传播，成为中外古董家追逐的珍藏品。在“自记”中，他并未表白心迹，而是将曾国藩军事人才的性格，以及不屈不挠，敢打敢拼，视死如归的精神进行了描述。
《铜官感旧图》绘制成功，即受到当时朝廷大员们的热烈追捧，纷纷在其上题字。从引注中能发现，李元度第一位题词，其中感怀，可想而知。此时，不得不提另一位提作者，他就是陈士杰。其人为湖南桂阳州人，以拔贡考取小京官，后归乡丁忧，即参加地方团练，不再归京，又问学于曾国藩处，受到曾公赏识和器重。曾国藩入驻衡州之后，陈士杰即入府幕僚，参加湘军建设。当年，曾国藩欲攻打靖港，受到李元度、章寿麟等人劝阻，其时，陈士杰也在其中。为了确保曾国藩安全，他们秘密谋划，围随其人，万不得已时，挽救其性命。
光绪九年（公元1883年），陈士杰见到章寿麟作《铜官感旧图》时，马上回想起三十年前曾国藩溺水之情景，并赶上章寿麟跳水救人的一幕，遂作一题词，表达对曾国藩的惋惜，和对章寿麟的委屈，称“今事隔三十年矣，从公（指曾国藩）游者先后均致通显，而价人（指章寿麟）犹深沉浮偃蹇，未得补一官，将无遇合通塞，自有数存耶？余既悲价人之砢坎不遇，且欲天下后世共知公之勘定大乱，皆由艰难困顿中而来，而价人之拯公所关为不小也”。由此可见，章寿麟是曾国藩的救命恩人，却迟迟未受重用，而陈士杰则问鼎了山东巡抚，不得不让人感怀，甚至对曾国藩产生怨愤之情。
除三位当事人之外，还有众多著名人物为其题辞，其中包括左宗棠、王闿运、吴汝纶、张謇、赵炳麟、林纾、蔡元培、郑孝胥、徐世昌等人。他们或与当事人有交往，或是听说过当事人，或是后来者，凡此种种，都想表达他们对靖港之战的情怀。有的人皆题辞为章寿麟打抱不平，甚至认为曾国藩一意孤行；有的人则以题辞为名，为曾国藩开脱，实事求是地对曾国藩的伟绩进行分析、评价，最后盛赞其文治武功；有人的题辞，则是表达自己怀才不遇，甚至是施展政治抱负的隐情，与靖港之战毫无关联，借题发挥，“醉翁之意不在酒”。事实上，章寿麟对靖港战役的无情披露，揭发，让后人对靖港战役有了清晰的、客观的了解，成为专家学者争相谈论的话题。
这次战役，让曾国藩的名声受到空前打击，有人说，这是前敌后佞对曾国藩进行一系列进攻的开始，是湘***身未能转好的惨败。对于曾国藩而论，这既是一次灭顶之灾，更是一次湘军的政治洗礼，如果不能处理好，必然受人节制，也许会个哦湘军带来生死存亡的危机，甚至关系到身家性命。事实上，靖港之战也真正成为湘***身的开始。
经历此事件，曾国藩对军事的认识有了新高度，他不再一味地遵从“教科书”，而是有选择的研习，甚至认为，用兵之计，贵在实战。在此基础之上，曾国藩不断地发展、进步和完备自己的军事思想，进而成为一代军事奇才。人生之死，莫大于事。现在，兵败靖港，终让他萌生***的念头，但未得逞。若真得逞，曾国藩只能成为一代骂名，甚至让后人称曾国藩“非圣贤”。正是因人而救，因天而宠，才保全性命，最终让他在后十几年时间里成就事业，扬名立腕。对于曾国藩来说，即可称为“天无绝人之路”。靖港战败让他心灰意冷，但后来的湘潭之战却让他死灰复燃，萌生存活的念头。这就是天意，这就是理学家们推崇的“圣王之道”，虽曾国藩非何“圣人”，也非“君王”，却是一位忠诚了理学家，对此，他还是十分在意的。人生变幻，叵测难当。理学家们的观点就是就此而解释。无疑，曾国藩做到了。
曾国藩晚年时，曾国藩追忆自己的一生，称自己一生并无太大缺憾，唯四件事让他缺陷犹存：第一，“壬辰年（道光十二年，公元1832年）发佾生，学台悬牌，责其文理之浅”；第二，“庚戌年（道光三十年，公元1850年）上日讲疏内，画一图甚陋，九卿中无一人不冷笑而薄之”；第三，“甲寅年（咸丰四年，公元1854年）岳州、靖港败后栖于高峰寺，为通省官绅所鄙夷”；第四，“乙卯年（咸丰五年，1855年）为九江败后赧颜走入江西，又参抚、臬；丙辰（咸丰六年，公元1856年）被困南昌，官绅人人目笑存之”。
可以看见，曾国藩一生经历过两次文墨上的失败，让自己赧颜；经历过两次军事上的失败，是无法原谅的。而岳州、靖港之战失败，是曾国藩平生的第一次，可以想见，对其人生发展影响之重大，不得不让曾国藩产生断绝生命的想法，并实施。至于第二次兵败，已有前车之鉴，因此，就是当时寻死觅活，也是一种形式上的，或是做给军士们看的，是鼓舞军心的必然手段。正是经历了岳州、靖港之败，才有了后来接连不断的挫折都能迎刃而解，“咬牙立志”。在此基础上，曾国藩总结出一个重要规律，那就是：做军人要“明强”。曾国藩认为，“强”是一种美德，是匡扶正义，天下太平，国家兴盛的重要因素。所谓“强”，即要建立在“明”之上。只有“明”里表现，还能实现“内”里强大。再者，曾国藩要求身边人懂得享受、利用“时会”。他曾于咸丰八年（公元1858年）五月间写给曾国荃的书信中强调：“人生适意之时不得不得”，甚至认为“不可错过时会，当尽心竭力，做成一个局面”。正是岳州、靖港两大战役的失败，才让曾国藩产生“悔”与“硬”的立场，认为：吃大堑之后焉能不得大伸之日耶？
自从靖港之败之后，曾国藩寻死觅活，终保全性命。而省内官员以及将领得知消息之后，对曾国藩鄙夷怠慢，甚至嗤笑连连，氛围十分轻慢，千分紧张，万分微妙。巡抚骆秉章虽未表面上与之隔阂，但处处冷落，时时谨教在，冷言冷雨。更可怕的是，徐有壬和陶恩培俩人要求骆秉章，上奏朝廷，弹劾曾国藩。骆秉章认为，此为时尚早，湖南地方上亟需曾国藩这样的人才稳定局面。因此，骆秉章未动案墨。回来，湘军传来塔齐布大军可胜湘潭，靖港之危遂解。骆秉章马上转忧为喜，由恨及怜。徐有壬、陶恩培等人一反常态，亲自到曾府中“谢罪”赔礼，并祝贺湘军克胜而归。
朝廷得到捷报，咸丰帝大喜过望，钦定曾国藩指派择司道大员，为湘军后勤部队，为其办银筹饷。这时，地方大员们纷纷登门，请求曾国藩网开一面，不要将自己送上战场，甚至在他面前表现出种种媚态，企求“一安稳”。曾国藩早就看出这些人的五脏六腑，认为这等人皆碌碌无为之辈在，不能堪以大任。迎接他们时，曾国藩笑意盈盈，送走之后，他便轻声地道：“枉死之辈，岂能担当大任？”
曾国藩所欣赏的，是塔齐布之类的悍将。此次湘潭大捷，即是塔齐布部权力作战，获得战国之效。曾国藩上奏朝廷时，即对塔齐布大加赞扬，溢美之情，露于文句，深切之情，一览无余。朝廷急了下谕，封塔齐布为湖南提督。很快，他便掌握了实权。原提督鲍起豹因“专阃大员不闻出战”而遭严厉斥责，终被罢免。塔齐布擢升，鲍起豹罢免，说明反湘军势力大为削弱，此集团不敢再飞扬跋扈。塔齐布被任职时，场面宏大，军队列队欢迎，威武异常，朝廷钦差，以及曾国藩等列首班，百姓、官员无不前往观看。一时间锣鼓喧天，震耳欲聋。就是一向反感塔齐布的鲍起豹也认为，此次擢升塔齐步真是圣上英明之举，朝廷知人善任。
就整个战场而论，曾国藩虽获湘潭战役胜利，但却有之前的岳州、靖港战败。针对岳州之役，曾国藩于三月二十日上奏《岳州战败自请治罪折》；针对靖港之败，曾国藩于四月十二日上奏《靖港败溃自请治罪折》。后者是湘潭战役胜利后上呈的，因此，曾国藩有了较劲的资本，却不敢推诿责任。行文中表现出一种蜿蜒曲折，晦涩不明之相，先是说自己“纪纲不密，维系不固”，“但知轻进之利，不预败退之地”，对勇众“不善调习而试用之”等等，后又要求朝廷治罪，以儆效尤。咸丰帝看着和奏折，不明其里，着令一声道：“此奏太不明白，岂已昏聩焉”。之后，大臣们商议，定曾国藩战败之罪，即革职处分；但靖港战胜，可戴罪立功，继续统帅湘军，为国家效力。
很明显，这是一种象征性的处分，不多日，曾国藩即可复职，而且，他依然统帅湘军上下。还有一点值得主意，那就是朝廷有规律，“降黜人员不得上疏，谕旨由大帅传知”，而曾国藩，却可单衔奏事。因此，曾国藩的地位并未动摇，只是名义上的官衔发生变化。
人人都不是顺心的，虽官途上有所光明，军事上有所“徐图”，但内部“军风”问题依然严重。当时，王錱“矫蹇致败，贻误大局”，竟谎称胜利，将杀敌三十人，谎报成数百人。此造假，已让曾国藩深恶痛绝，而左宗棠起草报审巡抚、提督之案件时，将王錱写成“杀敌数百人”。会衙时，曾国藩才看到，而原先送于曾国藩的初稿却未如是说。等会衙之后，左宗棠等才将修改后的稿子送给曾国藩，请其圈阅。他看在眼里，放在心里，很是不舒服，认为下属军官太独立，甚至太放任，不守职业。
还有，当时岳州战败，一员将领叫朱石樵，战斗奔逃；后来，宁乡之战中，再次奔逃，曾国藩见其人，很是诧异，因为，“奔逃数次”的将领依然在署理宝庆府事。曾国藩不得不在家书中慨叹：“是非之颠倒如此，余在省日日恼郁，诸事皆不顺手，只得委屈徐图”。由此可见，曾国藩对军纪的失望态度，甚至动了贱贱改变的念头。
面对水陆军两军在岳州、靖港战役中的失败，曾国藩痛惜不已，主要是因损兵严重，水师船只损失大半。此时，曾国藩放下所谓“徐图”之姿，开始雷厉风行起来。首先，他在衡州、湘潭设立分厂，制造出更坚固、牢实的船只六十号，又在长沙设造船厂，修复一百余艘战船，基本上恢复了原状，甚至超越从前。对于已溃散之军士，不再收集，而是重新招募，目标是水陆师各数千名，使兵员数量上得以补充，甚至在质量上超越从前。此时，曾国藩募兵要求更严格，方方面面都有提升。除在本省招募兵员之外，曾国藩还奏请于广西、广东两省招募兵勇。结果，广西巡抚委知府李孟群募水师一千名；广东委总兵陈辉龙带水师四百名，炮一百尊。湘军实力大增。对于军官层整顿方面，曾国藩也毫不含糊，作战中立功建业者，予以奖拔保奏，溃败者则革退更置。一系列的行动之后，湘军再现春光，将士士气越发高涨。
湘潭战役的胜利，让西征太平军由战略进攻转为战略收缩。李秀成曾总结出“天朝十误”，其中就是湘潭战役一条。正是以此为转折点，湘军开始一步步地走向成功，辉煌。最终平定天下，成为剿灭太平天国的唯一劲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