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传》 第8章 平步青云仕途明 免费试读
道光二十七年（公元1847年）夏天，京城还沉浸在一片热浪的海洋里，大街上行人寥寥无几，大地像一个铁锅，炙手可热。此时，曾国藩的心中也热辣辣的。但一件事情让他心神打大开，并忘记了天空中太阳给自己带来的不适和躁动。
吃过早饭之后，曾国藩手执纸扇，很不平静地坐在堂屋里喝茶。此时，朝廷突然一道谕旨降临。开始，曾国藩很是惊愕，看看使者和颜悦色，顿感喜事降临，使者一声道：“圣旨到。”曾国藩即可跪拜在地，行礼叩首道：“圣旨驾临，臣即受。”皇宫使者打开圣旨，认真宣读起来。曾国藩一字一句地听着，一分钟之后，顿时心潮澎湃，大声地道：“臣领旨，谢主隆恩。”
原来，此时曾国藩被朝廷擢升，由翰林院侍讲学士（从四品）擢升为内阁学士（从二品）兼礼部侍郎衔。将传旨者款待之后，曾国藩常常地伸了个懒腰，双手抱拳，仰天长叹道：“好啊！天佑我也，竟能直上擢升。”事实上，曾国藩升迁如此之快，自己都不敢相信。就当是朝廷来说，似乎无人能及。曾国藩认为，“湖南三十七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予之德薄才劣，何以堪此！”很明显，曾国藩为自己的功名感到万分庆幸，且未产生得意忘形之感。
由。此开始，曾国藩的仕途开始“一发而不可收拾”。在从二品之位上衔居一年多之后，于道光二十九年（公元1849年）正月，朝廷再到一道谕旨，擢升其为礼部右侍郎，进入正二品之中，从此便是部堂级高官。几年之后，曾国藩又分别出任兵、工、刑、吏等部侍郎。
就曾国藩的发展轨迹而论，这既是上天的安排，也有自己终生勤勉，奋斗不息有关，同样，也是曾国藩多年在京城经营广泛人脉，并借助于同僚之地位一步步上升的结果。当时，京城有一大批权贵，个个都是曾国藩庇荫的大树。但有一点曾国藩做得很好，那就是他从不结私营党，只是以文会友，推心置腹。在治学和学术两方面与权贵交往，并无太多政治瓜葛。
对曾国藩仕途产生强烈影响的，当属穆彰阿。当时，朝廷中权势最大，也是最有人缘的权贵。遍览朝廷上下，似乎无人不与穆彰阿有往来，曾国藩也不例外。那时，曾国藩常常登门，并为穆彰阿写奏疏，成为穆彰阿信任的文才。这位满洲镶蓝旗人，姓郭佳的道光宠臣，已是部堂级人物，身兼军机大臣、大学士多年，对曾国藩十分信任，“门生故吏遍于中外，知名之士多被援引，一时号为‘穆党’”。后来，穆彰阿被咸丰帝革职，就是因其势力过大，对朝廷产生威胁。曾国藩刚刚进入京考期间，穆彰阿就是考场正总裁。看到曾国藩的文章，爱不释手。此次曾国藩升迁，与穆彰阿的垂爱和赏识不无关系。
曾国藩进入翰林院之后，穆彰阿常常在道光帝面前盛赞曾国藩琳琳有礼，知书达理，是个男的儒生大才，甚至还有这样的记载：“每于御前称曾某遇事留心，可大用。”那天，圣旨骤至，曾国藩跪地领旨。而前夜，曾国藩就是在穆府度过的。圣旨要求曾国藩第二日前往宫中受爵，受宠若惊。第二天太阳一杆高十分，曾国藩便穿戴整齐，前往宫廷。此时，皇帝并未让曾国藩在正殿等候，而是在偏殿小房间中。等了一个时辰之后，皇帝下旨，命曾国藩明日再进攻受爵。曾国藩惶恐地回去。首先来到穆彰阿处，穆彰阿惊喜万分，问：“你注意朝堂顶上的匾额字幅了吗？”曾国藩悻悻地道：“不曾注意。”穆彰阿踌躇良久，有些失望。于是，他动了动脑经，转身对下人说道：“速准备白银四百两，交于太监，让他将偏殿小房间里的字幅临摹带过来。”下人点头称是，转身办事去了。
此时，穆彰阿才对曾国藩道：“你糊涂啊！殿堂里的一切都要历历在目才是。”曾国藩满面汗珠，低头无语。字幅从到穆彰阿处，已是旁晚，穆彰阿将其交给曾国藩，让他连夜研究，领会圣训。曾国藩在穆彰阿处认真观察，精心体察，将自己的心得一一记在心中。
第二天，曾国藩如时晋朝，皇帝疾步从外面走进来，看着曾国藩，果然一幅儒家才子面孔。简单问候几句，果然圣训到殿堂上的字幅，曾国藩正了郑衣冠，侃侃而谈。说完，道光帝龙颜大悦，称“曾国藩果是个细致用心之人，可重用。”从此以后，曾国藩便有了皇帝的垂爱，在仕途上越来越远行，甚至成为晚清一个熠熠生辉的政治新星。
由此我们能看出，满洲权贵对汉臣有了信任和赏识之感。从前的满人排汗倾向到穆彰阿时代已开始淡化。穆彰阿就是满人中最突出的代表。虽然史书上称其为“性巧佞、好欺罔”，但穆彰阿“爱才”，“不拘一格降人才”的精神在曾国藩擢升方面可窥见一斑。步穆彰阿后尘的是曾任部堂、军机大臣，甚至是国相的满洲人士文庆，其极力主张重用汉臣。再后来，还有辛酉革命中牺牲的肃顺，也是满人重汉的杰出代表。可能，正是曾国藩仕途的一路亨通，才让满洲人觉醒，大清朝要想长治久安，必重汉臣。
咸丰年间，满人用汉成为一种风气，与曾国藩的年年擢升不无关系。此前，文庆对自己得意门生胡林翼的重用即是曾国藩擢升的汗官的延续。由此开始，曾国藩的仕途生涯影响着一代汉臣的成长。此时，满人对汉官的态度发生巨大变化，将“汉人不得重用”的观点抛至九霄云外。此时，曾国藩已成为政治人才，不再是一文不值的书生、才子。从前，不关心政治，甚至是国家命运的曾国藩开始意识到，如果不为国家分忧，不做一个出色的政治家，就不能回报朝廷、穆彰阿和帮助自己的同僚，就不能报答天下人对自己的知遇之恩。因此，曾国藩开始强化“实用”之风，渐渐从“内圣”的境界解脱出来，渴望在政治上建功立业。
曾国藩不省政事，从他入内阁学士（从二品）兼礼部侍郎之前便让人一览无余。此时，他专事学问，弘扬“内圣”的境界，认为读书是一种自我修行，掩耳不闻世事的生活。就在曾国藩入仕前后，中国东南海疆爆发了“中英***战争”，中华民族第一次受到西方列强的侵略，大有灭族王国之征象，但曾国藩却漠不关心，只是在道光二十一年（公元1841年）正月初十日记上作了记录性讲述。此时，请王朝内忧外患已暴露无余。早在嘉庆年间，国内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嘉庆建元那年，中国爆发白莲教起义，涉及鄂、川、豫、陕、甘等多少省，参加起义者多大十万之众，绵延十余年。嘉庆十三年（公元1813年），曾国藩三岁时，北方暴露涉地数省的天理教起义，林清率领的二百多人起义军在皇宫内监的呼应下，一举攻入紫禁城。嘉庆皇帝捶胸顿足，称此乃“汉、唐、宋、元、明以来未有之奇祸”。
到曾国藩进仕时，“康乾盛世”已荡然无存，国家危机正一步步走来，纲纪松弛，官员***，政治坏死，经济下落，民不聊生，军士怠慢，武备靡弱。有远见，关心国家命运的学者一致认为，“日已尽夕，悲风骤驰”。
道光年间，英国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成功国家，即系列侵略势力开始渗透中国，开始***贸易。四十年之后，中国禁止***，中英之间全面爆发“***战争”。此时，曾国藩刚刚入仕，却表现出漠不关心的态度。在其日记中，将中英***战争事件全部罗列出来，并作“圣恩宽大，不欲遽彰天讨”之词。事实上，这只是当时官方的套话，并无太多“务实”之臾。
随着事态的发展，曾国藩看到朝廷下上皆议论此事。道光二十一年（公元1841年）四月，他又做了大量关于中英***战争的记录。首先，是关于广东督办琦善战败的书信内容，“琦善已于十四日押解到京。奉上谕派亲王三人、郡王一人、军机大臣、大学士、六部尚书会同审讯。现未定案”。九月，一封书信中这样记录：“英夷在浙江滋扰日甚”。十月间又有关于清朝在福建、台湾战事大获全胜的记录。来年正月称：“英逆去秋在浙滋扰，冬间无甚动作。若今春不来天津，或来而我师全胜，使彼片帆不返，则社稷苍生之福也。”二月间一封信称，浙江战争不胜，失守宁波府，定海、镇海不复。并总结出失败的原因，是汉奸卖国、食毛践土者通敌所至。六月又有记录，称江苏告危，宝山失守，官兵退缩不前，凡在民间滋事，云云。
此时，曾国藩在国家命运问题上有个政治上的进步，并表达了自己的英夷的痛恨，甚至对投敌卖国者咬牙切齿。后来，中英***战争不终而果，清政府赔偿巨额战争赔款。就此点而论，曾国藩紧跟请政府之后，称拨付战争赔款是一有利之举，既可“不动而却人之兵”，又可现实皇恩浩荡，高高在上的姿态。但此时，曾国藩已认识到清政府在***战争中失去了一向高位的姿态。“和戎”举措之后效，曾国藩持乐观态度，可他万万未料想到，西方列强已“狮子大开口”，试图一口吃掉中国。
自从擢升翰林院，甚是官居部堂时，曾国藩开始大量发表自己的政治见解。这与他践行“经济之学”有很大关系。首先，官居部堂，就必须向皇帝直谏箴言，为国家带来实际的好处；再者，所谓“实用”，就是实时而用，并为自身带来稳定的现实基础。此时，曾国藩已是高官，当然要位国家出力，建言建策。这也是曾国藩“经济之学”的要旨，更是一种“实用”与“实际”的体现。当时，曾国藩渴望将治学从“内圣”向“外王”转变，加上自己做高官，真是“时势造英雄”。其时，道光帝已垂垂老矣，朝廷随时就更迭的迹象，如果在能在新朝展示一下，那自己一生将权倾天下，成为新朝栋梁。还有，此时清王朝天下变幻莫测，太平天国一起蠢蠢欲动，如果不能为朝廷排忧解难，不失为为官的一个失败。
在以上背景之下，曾国藩渴望蓄积力量，在新朝为国家出力，成为新贵。因此，曾国藩开始研究政事，并在未来某一天青囊而出，完成自己完美而无法复制的仕途生涯。根据后来的世态发展，曾国藩真正地做到了。这还要从道光帝的西去，以及咸丰帝的登宝开始。
道光三十年（公元1850年）新正，按往年的习俗，皇宫和天下黎民都应沉浸在喜庆、红火的气氛中，而此时，白色的帷帐，披麻戴孝的皇族们，正在一片哀泣之中。旧年腊月，道光帝的正室孝和睿皇后“升遐”；新正里，道光帝寿终正寝，享年六十九岁。道光帝的丧失刚刚完毕，新皇位继承人、道光帝的第四子、正是弱冠之年的奕詝登临皇位。奕詝前面三个兄长全部去世。按清朝“长子继嗣”的规律，此第四子已是长兄。但如道光帝授辰，相比奕詝也要经历一场血雨腥风的斗争才能登位。此时，前兄都已过世，奕詝登位水到渠成。
在这辞旧迎新的时刻，曾国藩向朝廷直谏了道光帝是否“郊配”、“庙祔”的奏疏，让其大显身手。事实上，这都是礼部的分内之事，却让曾国藩找到了政治发展的感觉。后来，曾国藩又向新帝咸丰上奏了几道奏疏，更显示出其政治天赋。
咸丰帝感刚刚登位，便传达圣旨，要求九卿有言事之责的官员，于用人、行政一切事宜上陈直谏，备朝廷录用采择。此时，曾国藩也在其中，便上疏了一道《应诏陈言疏》的奏折。其内容主要分为三部分，即“转移之道”，“培养之方”，“考察之法”，提出廉政、人才和用才的观点。首先，“转移之道”即是对京城高官公务退缩，私事进步，地方官元敷衍、颟顸的流病的陈述，并试图通过“从事于学术”来提升这些让你的素质，增强廉政道德，提升执政能力。最后，他请求皇帝以身作则，以形成转移风化之根本。
“培养之方”，曾国藩提出皇帝要放培养之权给内阁、六部、翰林院八衙门，使其内部实行教诲、甄别、保举、超擢等不同方式的人才精选方式。“考察之法”，曾国藩请求皇帝通过览阅奏折的方式考核人才，从前“藩臬之奏事，道员之具折，虽有定例，久不遵行”，现由皇帝每日览阅的奏折为考核之具，实是久全之策。同时，曾国藩恳请皇帝扩大官员上奏疏的范围，从而形成皇帝为首的人才选拔系统。
一个月之后，曾国藩又向皇帝上疏了一道《条陈日讲事宜疏》的奏折，专就甄选讲官每日进宫讲习之事，向皇帝提出建议性意见，与前面的《应诏陈言疏》一脉相承，就咸丰帝每日听讲习来提高个人和政治素质，在执行上和具体操作上进行了细化，列出实施方案。
咸丰元年（公元1851年）三月，曾国藩正式向朝廷奏疏《议汰兵疏》，针对国家当时所处的环境，称“国用不足”，“兵伍不精”之实情。结合这两点，曾国藩提出“天下之大患”的根本原因，并设计出具体的改革方案。曾国藩设想，如果朝廷能在六年之内裁汰兵员五万人，可使国家节约银饷一百二十万两。就此奏疏而论，并无太多新点亮，甚至并无过多出彩之处，但就当是的情况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为国家发展带来一种光明之感。在奏疏内，曾国藩提出，各省兵伍之间互相械斗，勾结盗贼成为日常生活。大部分兵伍吸食***，赌博成风，“大抵无事则游手恣睢，有事则雇无赖之人冲代，见贼则望风奔溃，贼去则杀民以邀功”。另外，军中还存在虚额冒饷之弊。虽然朝廷对此事常抓不懈，却无法根绝，越禁越滥。
此时，国家费用最大的是兵伍，称庚子年间（即道光二十年）以来，国家军费最大的是用于对夷狄的战争；而是用于库案行政；第三是用于民生，规避百姓的旱涝灾难，等等。就最后一项而论，为增收国家须开捐，但官员横征暴敛，中饱私囊，民怨沸腾。道光皇帝自己慨叹：从军队和财政两方面，曾国藩对国家的弱虚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并提出正确的改革方案，但依然能见其不彻底性。就当是而论，财政的确被军队消耗殆尽，军队***一览无余。事实上，曾国藩只提及绿营，却未对皇家军队——旗兵的***进行揭发。当时，旗兵之***更甚于绿营，曾国藩之所以未提，主要还是其理学家原因，所谓“明哲保身”就是这个道理。正是因其实对军队的独到见解，让咸丰皇帝大为快慰，才有了之后曾国藩建立湘军，平息太平天国的一幕幕。
最值得关注的是，曾国藩于同年四月下旬上奏的《敬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在奏疏中，曾国藩对咸丰帝执政以来的弊病进行了隐晦的指责，并请求皇帝引以为鉴，以身作则。曾国藩称，“圣德”与“流弊”往往有相似之处，稍不注意，或稍微放纵，必会由“圣德”转化为“流弊”。针对咸丰帝的“圣德”与“流弊”，曾国藩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主要分为三方面：第一，“敬慎”之美德近似“琐碎”，主要表现在“圣义”拘于小节而疏于大计；第二，“好古”之美德而近似于“文饰”，“好古”是一种伟大的美德，但过于追求，甚至以“文饰”来取代古学，其实是一种不务正业，务虚的行为，对政治有害而无利；第三，“广大”之美德近似于“骄矜”，表现出就是言其刚愎自用而拒纳谏言。
此奏疏中，曾国藩挥笔而就，引经据典，旁征博引，融会贯通，曲不掩直，***恣意，是一篇难得的佳作。最后，他在文中提出：“臣谬玷卿陪，幸逢圣明在上，何忍不竭愚忱，以仰裨万一。虽言之无当，然不敢激切以沽直声，亦不敢唯阿以取容悦。”这是曾国藩文风的一种体现，更是政治权利上的立足点，文而不饰，经世济用。
就情况而论，曾国藩上奏谏言是有其内外部原因的。就内部原因而论，当时的湘派儒臣以曾国藩为中心，开始一步步地渗透到中央朝廷大员之中。他们以曾国藩为支点，不断地扩大势力，并渴望获得朝廷的重用。于是，有先见之明的湘派官员要求曾国藩，扩大他们的影响力，并提出“言人所不能言、不敢言者”，进而现实湘派官僚的气魄。此时，咸丰帝新立，湘派官僚自然要求曾国藩好好表现一把，才有了后来曾国藩上奏三道奏疏的事情。
就外部情况而论，当时的太平天国起义风起云涌，大有星星燎原之势，晚清政府出于风雨飘摇之中。为了为国家排忧解难，成为一个实实在在的朝廷重臣，曾国藩义不容辞地上奏了三道奏疏，并针对军队，财政进行了分析，提出国家振兴方案。第三道奏疏是针对皇帝的品行而论的，但依然落在国家命运上，即围绕着“广西一事”大发议论。
咸丰帝一上台，便产生虚怀若谷之心，要求朝野上下尽数上疏，以纳诤言。几个月时间里，成千上百份奏疏如雪片般飞上辰案，形式几乎千篇一律，即称赞当下朝廷之英武，皇上之圣明，国家之光明，云云。当咸丰帝看到曾国藩的奏案时，突觉心神俱恸，忍不住大发雷霆，愤怒地将奏疏掷于地上，欲以军机大臣以罪之。此时，闻讯赶来的朝廷重臣祁寯藻、季芝昌俩人惶恐失神，竭力为曾国藩辩解。尤其是季芝昌，曾是曾国藩京考时的方考官，他认为曾国藩是大才，朝廷亟需之。于是，他几次在皇帝面前称曾国藩“素来愚直”。
经过长时间的讨论，折衷，咸丰帝动了恻隐之心，解除了一军机大臣加罪与之的念头。最后，咸丰帝一反常态，认为忠言逆耳，转而“优诏褒答”，卿许一道诏书，称“朕详加披览，意在陈善责难，预防流弊，虽迂腐欠通，意尚可取”。对曾国藩欲扬先抑，很是客观地评价了一番。卿许一出，咸丰帝便很快在朝廷中树立了“圣君”形象。
曾国藩得到消息之后，既欣喜又惶恐，认为做朝臣不能过于“愚直”，如果脑袋掉了，是任何金钱、财富和才华也买不回来的。想到这里，曾国藩突然记得雍正年间，一臣子上奏奏折，用一“维民所止”的典故，竟被雍正帝理解为要去掉皇帝的脑袋。此臣子很快被枭首戮尸，株连九族。此时，咸丰帝与雍正帝已隔几代，但清王朝“家天下”的传统依然未改变，虽然咸丰帝在处理外敌入侵和国内政务上超越他帝，但他们保持皇帝威严，动用生杀大权的能力丝毫不逊色于他帝。对臣子的“大不恭”更是大发雷霆，执行上毫不手软。
此次，曾国藩虎口逃生，自然庆幸，以至于在后来的家书中常常提及此事，让人为之捏一把汗。“吃一堑，长一智”，在日后的奏疏中，曾国藩再不敢“愚直”，而是先扬后抑，表现出官员的成熟一面。尤其是在《备陈民间疾苦疏》和《平银价疏》之类奏疏中，再无直斥皇帝的言语，先是盛赞皇恩之浩荡，朝廷之严威，然后再讲述社会的负面景象，进而为朝廷建言建策。曾国藩不再将政治失败的过错归根于皇帝，而是揭发官员的不正之风。
由此看出，曾国藩的官场生活越来越成熟，对于那些终日凤英拍马之辈，自然不肖一顾。皇帝也开始深爱、深信曾国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