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雷与傅聪》 傅雷之死 免费试读
傅雷之死
夫妇同亡千古奇冤
经过多方查询，1985年7月，我终于在上海公安部门的帮助下，找到了这份案卷。
牛皮纸的封面，写着：
案别：上吊***
姓名：傅雷
朱梅馥
受理日期：1966年9月3日。
结案日期：1966年9月12日。
承办单位：××分局××科。
这是一份触目惊心的死亡档案。其中有案情报告、验尸报告、周菊娣陈述笔录、傅雷和朱梅馥遗书、上吊绳索照片，以及查封物品清单，等等。
案情报告一开头，就非常清楚地写明了死者的身份：
傅雷男58岁，上海南汇人，作家。
朱梅馥（傅雷之妻）女53岁，上海南汇人，家务。
发现：（非病死亡）1966年9月3日。
报告：1966年9月3日。
验尸：1966年9月3日。
这是关于傅雷夫妇之死的最准确、最详尽的历史档案。我逐页细细阅读着，视线被夺眶而出的泪水所模糊。我仿佛听见屈死的亡灵的愤怒呼号，仿佛又回到中国历史上那灾祸深重的年月。
傅雷夫妇有两个儿子。当时，长子傅聪客居英国伦敦，次子傅敏在北京工作。在傅雷夫妇身边，唯有保姆周菊娣。周阿姨是第一个发现傅雷夫妇愤然弃世的人。案卷中的《周菊娣陈述笔录》，是一份十分珍贵的历史文件。现全文抄录于下：
陈述人姓名：周菊娣
性别：女
年龄：四十五
籍贯：镇海
职业：佣工
文化程度：小学二年
陈述时间：1966年9月3日上午
问：你怎么发现他们***的？
答：平时我每天早晨起来后，买菜，打扫书房，洗洗东西。他们夫妇俩一般在8点多起来，我再进宿舍[1]打扫。今天上午到8点半未听见他们夫妇俩起身的声音。
我到上午9点3刻左右仍未听到他们起身动静，我就静静[2]开开他们房门一看，床上无人，我将房门再开开一点一看，朱梅馥睡在地上。我立即到小组支玉奇处报告，由支玉奇打电话报告派出（所）。
问：昨晚他们夫妇俩晚饭吃了没有？讲些什么？
答：他们夫妇俩均吃过晚饭。在8点左右我事情做好后到书房内去，他们夫妇俩均在。傅在写东西，朱在房间内。我也在房内坐下，三人一起。约9点不到，朱梅馥叫我早点去休息。
在吃晚饭时，朱梅馥说，明天小菜少买一点。
问：他们（家）有哪些单位来搜[3]？什么时后（候）来的？
答：在8月30日下午，有区房管局来搜，到7点半左右离开，到楼上宋家去。
在当晚11点多，由上海音乐学院红卫兵来搜，一直搜到9月2日中午1点不到才离开，他们夫妇俩这几天均没有睡过。
[1]指卧室。
[2]系“轻轻”之误。
[3]指抄家。
问：平时你听到他们讲过什么话？
答：在上星期二[1]里弄突击读报回来后，他们夫妇俩整理一些旧画、小古东（董）。在星期三[2]晚，傅雷在书房内讲：“音乐学院可能要来扎（砸），要扎（砸）让他们扎（砸），最多大不了两条命！”其他什么话我未听到。
问：最近家中有什么人来过？
答：有一医生×××，工商联××。8月28日，朱的姑母来。其他人没有。
寡母孤儿艰难人世
“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傅雷活着，他活在千千万万读者的心中。
傅雷，著名的文学翻译家。他把毕生的时间，凝固在15卷《傅雷译文集》中，共约500万言。他把手中的笔，化为一座架在中法之间的文学桥梁，这座文学桥梁，永存于人世。
死于危世，生于艰难。傅雷的一生，
[1]即8月23日。
[2]即8月31日。
历处逆境。他深知开顶风船需要付出多大的毅力，他是在不断奋搏之中走完人生之路的。
1908年4月7日（阴历三月初七），傅雷出生于江苏省南汇县（现上海市南汇区）固浦镇渔潭乡。傅雷原名恕安，亦作怒庵、怒安，取意于《孟子》“文王一怒而安天下”（据刘海粟回忆，傅雷原名“恕安”，因同学念别字，喊他“怒安”，他也就照此改名），傅雷小名“大儿”，取自《三国志》
祢衡对曹操问“大儿孔文举”之句。
据南汇张愚若老人在1985年7月回忆，傅怒安改名傅雷的经过如下：
怒安约在15岁左右，名雷而以怒安为字。查起名之因，以我正在热衷篆刻，其时正做客君家，工具随身。怒安以此为请，篆彼名字，并合拟一单名。我两人共认怒安两字，取义于《孟子》“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句，俗谓大发雷霆之谓怒，我提议以雷为名，如是名与字可相得益彰，君欣然从之。此改名之由来也。即日为其作印二方，一白一朱，仿印人赵叔体，当时自以为颇具雅趣。
傅雷自印的稿纸上，署“疾风迅雨楼”。不论“雷”“怒”，还是“疾风”“迅雨”，都鲜明地体现了他刚烈的秉性。
傅雷的祖父傅炳清，有四五百亩土地、36间房屋，是当地大户。傅炳清生二子，长子傅胜，次子傅鹏。傅鹏即傅雷之父。
1912年，傅雷才4岁，父亲傅鹏因受土豪劣绅诬害，被捕入狱。经傅雷之母李欲振多方奔走、营救，傅鹏三个月后出狱，在郁闷中离世，年仅24岁。
当时，傅雷之母也只24岁，但她从此终身孀居。傅雷为长子。据傅雷生前回忆，他有二弟一妹。由于他的母亲忙于救助他的父亲，无暇照料家庭，他年幼的弟妹相继夭折。就这样，在短短的一年间，傅家连失四口！
寡母孤儿，相依为命，尝尽人间的辛酸。
傅雷的母亲个子瘦小，穿短褂、黑裙，风霜使她的一头秀发过早地衰白。家中虽说有些土地，却无力耕种，也不会管理，只好请账房陆先生照料，雇人种地。
在乡下生活，诸多不便，寡母带傅雷搬到南汇县周浦镇东大街居住。
那房子传说经常闹鬼，别人不敢住，她不嫌弃，住了下来。
她把一切的希望，都寄托在傅雷身上。傅雷7岁，她便请来私塾先生斗南公。教书时，她坐在一旁，手里做着针线活，眼睛监视着傅雷的一举一动，不许稍有怠惰。尽管她不识字，可是，每到晚间，她叫傅雷背书，何处背错，何处背漏，她居然能够当场指出。
寡母严教，使傅雷从小就非常用功，做事认真，从不草率苟且。
不论酷夏，不论严冬，青灯一盏在前，寡母督学在侧，傅雷书声琅琅，孜孜不倦。一年到头，唯春节三天稍息。几年苦读，傅雷把“四书五经”背得滚瓜烂熟。
11岁，傅雷入周浦镇小学。翌年，入上海南洋中学附小，不久竟被校方以“顽劣”开除。13岁，傅雷入上海教会学校——徐汇公学——初中，开始学法文，三年后，因反宗教而遭开除，改入上海大同大学附中。
很偶然，在学校的墙报上，傅雷看到一篇作文，一口气读完，泪不自禁。那是一位名叫雷垣的同学写的，作文中谈到他的身世——自幼父母双亡，度日如年……
傅雷并不认识雷垣。他打听到雷垣的宿舍，上门求访。傅雷紧握着雷垣的手，介绍了自己苦难的身世之后，大声地说道：“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一见如故。傅雷竟把行李搬过来，跟雷垣住在一起。共同的身世，使他们结为知己。不过，才几天，雷垣便领略了傅雷的脾气。他俩对一个问题见解不同，傅雷激动起来，脸红脖子粗，大有“疾风迅雷”之势。于是两人反目，各自上床憩息。翌日醒来，傅雷的怒气早已烟消云散，连连向雷垣道歉，反而弄得雷垣有点不好意思。
相处久了，尽管傅雷仍不时与他激烈地争论，但雷垣已熟知傅雷的为人：直如竹筒，纯如水晶，急如燃眉，热情似火。
傅雷参加了进步学生运动，身为大同校董的吴稚晖下令逮捕他。寡母闻讯，当即赶来，强令傅雷回乡。
寡母爱子心切，理所当然。难能可贵的是，她眼光远大，心胸开阔，竟变卖资产，送独子远行——自费留学法国。
1927年岁末，12月31日，法国邮船“昂达雷·力篷（Ander·Lebon）号”徐徐驶离上海黄浦江码头。母亲在寒风中久久地注视着船上的儿子，直至“孤帆远影碧空尽”。
尽管傅雷在徐汇公学念过三年法文，但所学毕竟粗浅。他带着《法语初级读本》上船，与中国青年洪永川同住一舱。船过西贡，一位安南（今越南）青年上船，讲一口流利的法语。他们俩便延请安南青年为师，每日讲授法语一小时。一个多月后，船抵法国，傅雷已经会用法语作一般会话了。他的法语进步如此之快，使那位安南青年诧异不已。
留法四年，傅雷在巴黎大学文科学习，
同时又到卢浮美术史学校听课。从此，奠定了他毕生致力于法国文学翻译的坚实基础。
刚柔相济伉俪互助
一个和睦、美满的小家庭，除了夫妇俩志同道合之外，性格上的阴阳互补、刚柔相济也是和谐的重要因素。刚烈的傅雷与温柔的朱梅馥结为伉俪，可以说是傅雷的终身幸福。她是傅雷的贤内助。虽然在傅雷的500万言译著上，找不到她的名字，可是如果没有她，傅雷不可能在文学上建树那样的辉煌丰碑。
傅雷在赴法求学那年，便与她定亲。当时傅雷19岁，朱梅馥14岁。
那年月，农村盛行包办婚姻。傅雷与朱梅馥，既是自由恋爱，又是母亲做主——傅雷和母亲都同意。
朱梅馥比傅雷小5岁。1913年2月20日，她出生在江苏南汇县（现上海南汇区）县城。当时正值阴历正月十五，蜡梅盛开，取名梅福。与傅雷结婚时，他嫌“福”字太俗，改为“馥”。梅馥，暗含陆游的《卜算子·咏梅》之意：“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
朱梅馥的父亲朱鸿，乃清朝秀才，地主，后来以教书为业。母亲杨秀金操持家务。朱梅馥有三兄一姐，她最小。
说起来，朱梅馥的祖姑母姓傅，与傅家有点远亲，所以，朱梅馥算是傅雷的表妹。傅雷母亲的娘家与朱家是邻居，傅雷跟朱梅馥从小就认识。
特别是傅雷到上海市区念中学、大学时，在暑、寒假常住母亲娘家，与朱梅馥常见面。
朱梅馥端庄秀丽，性情随和。她先在上海教会学校裨文女校念初中，后在另一所教会学校晏摩氏女校念高中。在当时，女子能够具有高中文化水平，已算得不错的了。她懂英文，也学过钢琴。
“朱家姑娘文静。”傅雷的母亲早就看中了朱梅馥。
傅雷呢？他与朱梅馥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彼此间情投意合，早已心照不宣。
正因为这样，当朱梅馥的叔叔从中作伐，
便旗开得胜，马到成功，由傅雷母亲做主，亲事当即定了下来。
傅雷到了巴黎之后，鸿雁传书，跟朱梅馥写起“两地书”来了。
不过，傅雷在巴黎却惹了一番爱情风波。
不知怎么搞的，往常见了陌生人都有点腼腆的
傅雷，竟会跟一位名叫玛德琳的法国金发女郎共坠爱河。
关于这番爱情风波，傅雷老友刘海粟如此回忆：
事情发展到难以收拾的地步，傅雷硬要我帮他做一件棘手的事：
他写了一封长信给他母亲，说明应该婚姻自主，并说他经过反复思考，决定退掉和表妹的婚约。但是他又没有勇气自己去寄，要我代寄。信交给我后，他又把信要回，在上面加了“儿在异国已有意中人”这么一句话。但过一会儿，又要涂掉这句话。事隔一天，他又来问我：“信寄出没有？”我怕他再纠缠，便说：“已经寄了。”他听了一怔，然后颓然辞去……
一天，玛德琳突然赶来告诉我们傅雷企图***的消息，说他“变得反复无常，一会搂着我亲热，一会又说我害了他，你们去劝劝！”
玛德琳对傅雷是很迷恋的，叫他“傻孩子”，自然不愿他寻短见。但是等我们赶去，傅雷又和她打得火热了。
出人意料的是，几个月后，这一对热恋着的情人终于闹翻了。原因是傅雷觉得玛德琳对自己不忠实。很显然，在20世纪20年代末，留洋的中国青年，能接受外国女郎火一样的热情，但不能接受她们在感情上轻率和自由放任。这也许是东方青年，尤其是中国知识分子在与异国姑娘恋爱中最难接受的现实吧。
于是，多情而又专情的傅雷无法忍受。当我发现他怀里又藏了手枪，企图再次***时，急忙把他的枪夺了过来……
傅雷两度欲自绝于人世，除了因为跟玛德琳闹翻之外，也由于感到内疚——他给母亲写了那样一封信，声言退掉和朱梅馥的婚约，他无颜再见到她们。双倍的痛苦，煎熬着他的心灵，他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气。
在这关键的时刻，刘海粟拿出了那封信——原来，他并没有寄出！
傅雷先是大喜，继之痛哭失声：“我毕竟是写了这封信！我对不住她们！”
失而复得的爱情，使傅雷倍觉珍贵。虽说曾有过那么一番爱情风波，但经此风波，傅雷深感朱梅馥的可敬可佩。自此之后，傅雷在爱情上再不心猿意马……
1932年，傅雷借上海一家饭店举行隆重的婚礼。饭后酒余，朋友们跳起了交谊舞。在当时，这算是新式婚礼了。
翌年，朱梅馥生一男孩，刚出生便夭折了，给这对青年夫妇带来了不快。9月，傅雷的母亲因风湿病逝世，终年45岁。傅雷夫妇不胜悲痛，扶柩回乡安葬。
就在傅雷母亲去世后半年——1934年3月10日——傅聪降生于上海的巴黎新村。
1937年4月15日，次子傅敏出生。
“‘聪’的意思是‘听觉灵敏’‘高度智慧’，敏的意思是‘分辨力强’‘灵活’，两个字放在一起‘聪敏’，就是常见的词，用以说智慧、灵敏，即‘clever’的意思。”[1]
从此，四口一家，傅雷有了温暖的小家庭。
傅雷之家如同舞台一般，常常演出种种热闹而有趣的剧目。
[1]傅雷语。
傅雷秉承母亲的严厉，对儿子的教育一向一丝不苟。傅雷的严，傅聪的“皮”，常常闹“摩擦”。
朱梅馥居中，往往扮演“调解委员”的角色。
傅雷对于家庭成员，有着不成文的种种“规定”：
“食不语”——吃饭时不许讲话；
咀嚼时不许发出很大的声响；
用匙舀汤时不许滴在桌面上；
吃完饭要把凳子放入桌下，以免影响家中“交通”……如果说傅雷是铁锤，朱梅馥则是棉花胎，敲上去不会发出火花。她从不发脾气。傅雷藏书甚多，什么书放在哪里，都有一定之规。傅雷看完什么书，一定放回原处。朱梅馥常常忘了傅雷的这一“规定”，看了书随手一放。傅雷见了，当即批评她“乱拿乱放”。她呢？总是哈哈大笑，说“保证改正”。不过，过了几天，她又随手乱放，当然，又“保证改正”……朱梅馥是典型的贤妻良母，她默默地做了大量的工作。傅雷的许多文稿，都是她誊抄的，每一个字，都写得端端正正，一笔不苟。就连傅雷给傅聪写信，每封信都由她誊抄留底；傅聪的来信，由她分类抄录。1985年4月8日在上海音乐学院的“抄家物资”中找到的三大本《聪儿家信摘录》，那秀丽的字，不少是她的手笔。
她对傅雷一往情深。1961年10月5日，她在写给傅聪的信中，说过一段出自肺腑、感人至深的话：
你是最爱妈妈的，也应该是最理解妈妈的。我对你爸爸性情脾气的委曲求全，逆来顺受，都是有原则的，因为我太了解他。他一贯的秉性乖戾，疾恶如仇，是有根源的。当时你祖父受土豪劣绅欺侮压迫，24岁就郁闷而死，寡母孤儿（你祖母和你爸爸）悲惨凄凉的生活，修道院式的童年，真是不堪回首。到成年后，孤军奋斗，爱真理，恨一切不合理的旧传统和杀人不见血的旧礼教，为人正直不苟，对事业忠心耿耿。我爱他，我原谅他，为了家庭的幸福，儿女的幸福，以及他孜孜不倦的事业的成就，放弃小我，顾全大局……
她对傅雷，知之深，爱之切，琴瑟之好，源于夫妇间的相知、相谅、相爱。她是那样的识大局，顾大局。她不是慑于夫权而百依百顺的弱女子，她是胸襟宽广而“放弃小我”的贤惠女性。她毕生的工作是操持家务，把自己的一切，融入了傅雷的事业……
译界巨匠一字不苟
傅雷艺术造诣是极为深厚的，对古今中外的文学、绘画、音乐各个领域都有极渊博的知识。他青年时代在法国学习的专科是艺术理论，回国以后曾从事过美术考古和美术教学的工作，但时间都非常短促。
他总是与流俗的气氛格格不入，无法与人共事，每次都在半途中绝裾而去，不能展其所长，于是最后给自己选择了闭门译述的事业。
这是傅雷挚友楼适夷在论及傅雷人生道路时说的一段话。
确实如此。我在公安部门查到一张傅雷亲笔填写的履历表，上面只有这么几行简略的文字，写明他曾担任过的公职：
1931~1933：在“上海美专”教书（美术史）。
1935：曾在前“古物保管会”往洛阳考察龙门石刻。
1939：曾任前国立艺专教务主任（在昆明，二个月即辞职）。
1945：曾与周煦良合编《新语半月刊》（二个月）。
仅仅如此而已。他的一生，是在书斋中度过。
傅雷的毕生劳绩，便是把法国文坛巨匠罗曼·罗兰、巴尔扎克、伏尔泰、梅里美的名著，介绍给广大的中国读者。
据在傅雷先生家工作多年的保姆周菊娣告诉我：傅雷先生每天早上8点起床，9点到12点半工作，下午2点又坐到书桌前，7点才吃晚饭。晚间看书、写信至夜深。
那么多年，他一直如此辛勤地笔耕。如果中国知识界要推举劳动模范，傅雷是当之无愧的。
他曾说：
一般人常常只看到别人的收获，而看不到别人的艰苦。
以效果而论，翻译应当像临画一样，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理想的译文仿佛是原作者的中文写作。
（译者）要以艺术修养为根本：无敏感之心灵，无热烈之同情，无适当之鉴赏能力，无相当之社会经验，无充分之常识（即所谓杂学），势难彻底理解原作，即或理解，亦难能深切领悟。
鄙人对自己译文从未满意……传神云云，谈何容易！年岁经验愈增，对原作体会愈深，而传神愈感不足。
翻译工作要做得好，必须一改再改三改四改。
文字总难一劳永逸，完美无疵，当时自认为满意者，事后仍会发现不妥。
傅雷，以“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为座右铭，以极其严肃的态度从事文学翻译。
新中国成立前，他译过《托尔斯泰传》，可是新中国成立后不愿再版。
他说：“我看过托尔斯泰几部作品呢？我不该这样轻率从事的。”虽然这本传记的作者是罗曼·罗兰，他极为熟悉。
他在动手翻译之前，总是把原著看过四五遍，弄懂弄通了，领会其中的神韵、风格了，这才开译。
遇上不懂的地方，他从不敷衍，从不马虎。他往往写信向法国友人请教，弄明白了才往稿纸上写。
在谈到《高老头》的翻译时，傅雷说：“《高老头》还是在抗战时期译的，1952年已重译一遍，这次（指1963年——引者注）是第三次大修改了。”
感人至深的是他译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长达百万言，他从1936年开译，到1939年译毕，花费三年工夫。
1950年代初，他竟又花费近两年时间重译这部名著。
人们常把写作笑称为“爬格子”。像傅雷这样把百万字译作推倒重译，重“爬”100万个“格子”，谈何容易！那是在稿纸上进行的一次艰辛的长征，何况当时他正肺病复发，体力不支。
1985年6月在北京举办“傅雷家书墨迹展”，展出了傅雷所译巴尔扎克《都尔的本堂神甫》原稿。傅雷三易其稿，三部手稿一起展出。
透过那一页页端端正正的墨迹，观众们如晤其人——文如其人，人如其文。
学贯中西，文学、美术、音乐、外语“四位一体”，傅雷是一位知识渊博的学者。“吱，吱……”他常常在困倦时在烟斗里装上板烟。在他宽大的写字台上，烟灰缸总是放在右前方，而砚台则放在左前方，中间放着印着“疾风迅雨楼”字样的直行稿纸，左边是法文原著，右边是法汉辞典。他总是这样井然有序地在桌上“布阵”，长年累月地笔耕。
他写作严谨，事事严谨。
他家的热水瓶，把手一律朝右，顺手可取。倒光了，空瓶放到“排尾”。
灌开水时，从“排尾”灌起。
他家的日历，每天由保姆撕去一张。一天，夫人忽然顺手撕了一张。
傅雷看见了，赶紧用糨糊把撕下来的那张贴上。他说：“等会儿保姆再来撕一张，日期就不对了。”
他爱摄影。在黄山为了拍摄轻盈潇洒、如烟如丝的晨雾，他一大早就拿着照相机寻景求胜去了。回到上海，自己动手放大照片。他自备天平，自配显影剂、定影剂，称药时丝毫不差——尽管稍多稍少无伤大局，但是他严格地按配方办事。
他曾在1953年春偕夫人和柯灵等同游天台山。山上夜寒，唯他带了毛线衣。登山时力乏腹饥，他打开白瓷口杯里的猪油黑枣请客——早在半个月前，他就让夫人把一层猪油、一层黑枣铺好，用慢火天天蒸，蒸得又酥又烂，作为自制旅游点心。
尽管傅雷常给人“严肃有余”的印象，就连拍照也难得露出笑容，其实他也有活泼、天真、幽默的时候。
刘抗先生的一段回忆，令人捧腹：
“我新婚之夜，他趁我们酒楼宴席未散，先行潜入新房，把香粉倒在烟灰缸里，把衬衫吊在天花板上，把皮鞋挂到窗外去，把唱片藏在绣枕下……令人啼笑皆非。”
就在他上了年纪、成了大翻译家之后，童心仍未泯灭。
有一次，上海江苏路傅宅响起了敲门声：
“啥事体？”傅太太隔门相问。
“傅先生勒拉屋里厢？”门外有人用上海话问道。
傅太太开门，哈哈，站在门外的不是别人，乃是傅雷也！傅太太高声大笑。她是非常爱笑的人。傅雷也相视而笑。
原来，傅雷在书房里写作倦了，信步踱到门口，看看信箱里有没有邮件，他忽然灵机一动，即兴演出了一幕“喜剧小品”。
一身傲骨不屈不挠
傅雷亲笔填写的履历表：
1952年起任上海作家协会理事。
1955~1957年：曾任市政协委员。
1957年：曾任上海作协书记处书记。
紧接着，是一行用辛酸的泪水写成的文字——“1958年4月，上海作协整风，结论为右派分子。”
“左”的灾祸，终于降临在傅雷的头上。
1958年4月30日下午，傅雷前脚跨出家门，后脚就不打算再回来了！他面孔清癯，双眼布满血丝，默默地步入“批判大会”会场。多么不可思议的年代。他是《文汇报》的社外编委。1957年元旦，他在《文汇报》上发表的《闲话新年》，语调是乐观的。
3月4日，他作为特邀代表，赴京列席中共中央宣传工作会议：“此次会议，是党内外人士一起参加的破天荒第一次……我们党外人士大都畅所欲言，毫无顾忌，倒是党内人士还有些胆小。”
5月初，在邵荃麟的动员下，他出任上海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
然而，在1957年那不平常的夏天，形势急转。
7月6日，傅雷还在《文汇报》上发表《识别右派分子之不易》那样的文章。一个多月后，8月22日，上海的报纸便点了傅雷的名字。
8月24日，上海的《文汇报》《解放日报》都刊载文章，批判傅雷。《文汇报》上的大字标题为《市政协大辩论进入***傅雷“中间路线”思想……受到批判》。
8月26日，《文汇报》上《批判错误思想，准备反击右派——政协座谈会旁听侧写》一文，醒目报道傅雷在市政协再度受批判的情况。会上，傅雷“他自认为是一个有糊涂思想的普通人民，属于中间分子”。会上的“批判”调门却很高，指责傅雷“亲美”“反苏”。
12月23日，傅雷夫人在写给傅聪的信上说：“作协批判爸爸的会，一共开了十次，前后做了三次检查……人也瘦了许多，常常失眠，掉了七磅。
工作停顿，这对他最是痛苦，因为心不定……五个月来，爸爸痛苦，我也跟着不安，所以也瘦了四磅……爸爸做人，一向心直口快，从来不知‘提防’
二字，而且大小事情一律认真对待，不怕暴露思想，这次的教训可太大太深了。”
刘海粟和傅雷同成“右派”。他如此回忆当年情景：
我这个人好说话，口无遮拦，不顾上下左右的“人际关系”，狂士之言，在某种不正常的政治气候里，便成为悖逆之词。所以我被戴上“帽子”，可以说是“咎由自取”。
傅雷却与我不同，他不会信口开河，更不会任意得罪人，他的毛病是清高、孤傲、不随和。
不管上面谁提出的问题，在他没认识之前，绝不苟同。他于是成为不能被领导和不能合作者，受到冷遇。一次，文教科技界的鸣放会要我参与主持，我就拉了傅雷去。当时发言的有周谷城、苏步青等。
傅雷第六个发言，他是个诚实的君子，对党一片赤诚，讲了一些肝胆相照的话，毫无私心。我发言，就是反对在院系调整中不从实际出发地任意搬迁[1]。傅雷又接我的话再次发言，支持我的观点。
结果我和他都成了“右派”。傅雷因我而被戴上“帽子”，我感到非常歉疚、遗憾……
就这样，短短一年间，傅雷从党的宣传工作会议特邀代表、上海作协新任书记处书记，一下子跌为上海“中间路线”的代表人物。“右派分子”
的帽子已经在傅雷头顶上盘旋，随时都可能降落在他头上。
就在这个时候，上海文艺界一位好心的领导石西民，找傅雷谈话。他想“保”傅雷过关，暗示傅雷把“检讨”的调子唱得高一点，承认自己“反党反社会主义”，哪怕是说“实质上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也行，以求得“认识深刻”，免戴帽子。
“检讨一下，过一下‘关’吧，反正检讨是不花钱的！”石西民这样“启发”傅雷。
不料，傅雷冷冷地说：“没有廉价的检讨。人格比任何东西都可贵！我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我无法做那样的‘深刻检查’！”
1983年秋，石西民在一次讲话中忆及这段往事，他无限感叹地说：“傅雷是有个性、有思想的铁汉子、硬汉子，作为知识分子，他把人格看得比[1]指当时要把华东艺术专科学校从上海迁往西安。
什么都重。他不认为错误的东西，是不会检讨的。他不会口是心非。”
……
在1958年的“反右补课”之中，傅雷再也无法幸免。
在“批判大会”上，没有什么新鲜货色，依旧重复着前几次会上的陈词滥调：
“傅雷，你坚持资产阶级民主，反对社会主义民主！”
这结论够吓人的。然而，“批判”者列举的论据，却只不过是傅雷在一次朋友间的闲谈中说的一句话：“选举先圈定名字，总归不民主。”如此而已。
“傅雷，你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
大帽子底下空空如也。“批判”者勇敢地“揭发”傅雷在反***时针对某单位人事处所说的话：“……人事处像休养所，像养老院，成了***的温床，本单位（运动）的绊脚石。”
“傅雷，你一贯反对苏联！”
这一回，“批判者”算起老账来了，从解放前的陈谷子烂芝麻说起，一直到“揭发”傅雷在鸣放时的言行。“反苏”，在那样的年月，是一种非常可怕的罪名。
……
就在“批判大会”即将结束的时候，傅雷被宣布戴上“右派分子”帽子。
夜深沉，未见傅雷归家门。
一向脾气温和的傅雷夫人，此刻心急如焚。她深知，“无罪无辜，谗口嚣嚣”，刚直不阿的丈夫受不了这样的冤屈。他是一个宁可站着死、不愿跪着生的人。她担心，无端受此戟指怒目之辱，他会拂袖而去，离开人世。
很久很久，终于响起了敲门声，夫人急急开门。门外站着傅雷，疾首蹙额，怅然若失。
夫妇俩在书房里黑灯对坐，默然无言。
很久很久，傅雷喟然长叹，这才说了一句话：“如果不是因为阿敏还太小，还在念书，今天我就……”
悠悠苍天，真理何在？
苦风凄雨孤芳自爱
“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逆境，是对人的意志最严峻的考验。
祸不单行。在傅雷被错划“右派”之后，当时正在波兰留学的傅聪听说种种传闻，从波兰出走了！
头上戴着“帽子”，爱子远走异国，傅雷苦闷已极。就在这时，苦中加苦，愁上添愁：1958年，傅雷把巴尔扎克的《赛查·皮罗多盛衰记》译出来了，寄到人民文学出版社，被束之高阁。自1958年6月至1959年5月，花费近一年时间，傅雷译出丹纳的《艺术哲学》。“思之怅怅——此书原系1957年‘人文’向我特约，还是王任叔来沪到我家当面说定，寄出后又搁浅了……”
傅雷以译书为业，他没有工资，以稿费为经济来源。译稿不能出版，对于他来说是致命的打击。
是原著有问题？不，不，他译的是法国文学艺术名著。是译文有问题？不，不，他的译文是一流的。为什么不能印行呢？原因就出在他头上那顶大帽子。
“改个名字，用笔名出书吧！”出版社向傅雷提出这样的建议。傅雷一向淡于名利，改用笔名出书本也无妨。然而，由于他是“右派”而要他改名换姓，傅雷坚决不干。他认为，给他戴帽本来就是错误的，因戴帽而改署名字则更是错上加错。他宁可不出书，坚决不改名。
据当事人、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楼适夷告诉笔者：
全国解放后，傅雷译书最早由平明出版社出版。我（19）52年在东北抗美援朝部队由中宣部调令回京进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即亲赴上海，与傅雷订约，其译书全归“人文”出版，并作为特约译者，经常预先支付优厚稿费，以保证他的生活。
到“文革”他逝世时，出版社支付是他唯一生活来源。
（19）58年，（傅雷被错）划为“右派”后，除过去已出之书照常重印外，照规定“右派”不能出书。我们请示中宣部（当时是周扬和林默涵），据指示要傅雷继续译书，但新出的须改名。此事由社总编辑室主任郑效洵去函商量，傅雷回信拒绝。
出版社内部商定，一面仍请傅雷译书，并按规定支送稿酬，一面将稿压下，准备他摘帽后出版。这样积稿的，即有《幻灭》等稿……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没有半点虚构。我十分敬佩傅雷的品格！
傅雷没有媚骨，唯有傲骨，他的原则性是坚定不移的。就这样，在戴帽期间，他不出一本书——尽管他仍照常译书。经济来源被切断了，他不得不以“预支稿费”的方式维持生活。
在那些凄风苦雨终日绵绵的日子里，周煦良为了给挚友排闷，听说他喜欢书法，便给他送来字帖。傅雷做事，一不做，二不休。他竟练字入迷，字写得日见得体。周煦良忆及此事，曾道：“当时我跟他一起练书法，我无心，他有心，我的字无大进步，他的字大见长进。”傅雷的手稿，成了书法艺术的珍品。正因为这样，“傅雷家书墨迹展览”曾使多少观众赞叹不已。
不久前，香港著名电影演员萧芳芳把傅雷在1961年4月写给她的一封信赠给傅雷亲属。萧芳芳原名萧亮，苏州人。她因在《梅姑》一片中表演优异，荣获第二届东南亚影展最佳童星奖，一举成名。《苦儿流浪记》也是她童星名作。此后，她主演过150多部电影，如《冬恋》《紫色风雨夜》等。
她主演的电视连续剧《林亚珍》也很受欢迎。她非常珍视傅雷写给她的信。
在这封信中，傅雷谈论了他对书法艺术的独到见解，既可以说是傅雷学习书法的心得之谈，同时也是指导青少年学习书法的入门阶梯：
旧存此帖，寄芳芳贤侄女作临池用。初可任择性之所近之一种，日写数行，不必描头画角，但求得神气，有那么一点儿帖上的意思就好。临帖不过是得一规模，非作古人奴隶。一种临至半年八个月后，可再换一种。
字宁拙毋巧，宁厚毋薄，保持天真与本色，切忌搔首弄姿，故意取媚。
横平竖直是最基本原则。
处处留心皆学问。虽然傅雷逊称：“无论是碑帖、字画、小古董、种月季，尽管不时花费一些精神时间，也常常暗笑自己，笑自己愚妄、虚空、自欺欺人地混日子！”但是，他向来“特别吝惜时间（在朋友中出了名）”，他积闷于心也不会“自欺欺人地混日子”。他居然研究起“中国书法的变迁、源流，已弄出一些眉目，对中国整个艺术史也增加了一些体会”。“即如种月季，我也决不甘心以好玩为限，而是当作一门科学来研究；养病期间就做这方面的考据。”他，“天生的求知欲强于一切！”
1961年9月30日，报上终于登出这样的消息：摘去傅雷的“右派分子”帽子。
看着报上的消息，傅雷的脸上没有笑容。他说：“当初给我戴帽，本来就是错的！”
视死如归坦坦荡荡
“阶级斗争”的弦，刚刚松弛了一下，又绷紧了。
1966年，“左”风狂作，飞沙走石，席卷中国大地。
8月30日夜11点多，傅家大门响起急骤的拳打脚踢声。
保姆周菊娣开了门，门外站着一群挂红袖箍的人，其中不少是“红卫兵”，也有一些长胡子的“造反派”。他们凶神似的拥进傅家。
他们是上海音乐学院的“红卫兵”和“造反派”。傅家本来与上海音乐学院毫无瓜葛：傅雷未在上海音乐学院工作过一天，傅聪也未曾在那里念过一天书。但是，在那真理、法律被践踏在脚下的年月，哪管这些？
长达四天三夜的大抄家开始了。
小花园里盛开的月季，被连根拔掉。挖地三尺，连埋在花下当作肥料的带鱼鳞，都被用警惕的目光细细审视。那是因为他们听说傅雷夫妇曾在小花园里埋过“变天账”。其实，只不过是傅雷爱花，夜间叫夫人打着手电筒，他在小花园里进行嫁接试验罢了。
傅雷家书当然成了重点的搜查目标。“红卫兵”们原以为信上写的尽是“三反言论”“叛国勾当”，谁知父子俩在纸上互诉的是爱国之情、艺术之见，他们相互传阅着，读得入迷，忘了这是在抄家。
虽然连地板都被撬起来了，却依旧没有什么“重大发现”。
忽然，从阁楼里传来惊人的消息：查获傅雷“反党罪证”！
唉，那是朱梅馥的姐姐寄存在傅家多年的一只箱子，傅雷从未打开过。
“红卫兵”敲掉了箱上的锁，从里头查到一面老掉牙的小镜子，背面嵌着蒋介石像；从一本旧画报上，翻到一张宋美龄照片。
“大右派傅雷窝藏反党罪证！”在震天响的口号声中，傅雷夫妇被迫跪倒在地。
傅雷如实地说，那是亲友寄存的箱子。
“红卫兵”追问：“谁的箱子？”
傅雷没有回答。他深知，一旦说出来，马上就会连累别人。他只是反反复复申明一点——那不是自己的箱子。
“大右派傅雷不老实！”“打倒傅雷！”“傅雷必须低头认罪！”在9月2日上午10点，傅雷夫妇被拉到大门口，站在长板凳上，戴上了高帽子。
大字报贴满四墙。
傅雷的神情异常镇静，用睥睨的目
光冷对那些发狂的挂红袖箍的人们。
中午1点，当那些抄家“英雄”扬
长而去，傅雷夫妇首先想到的是安慰保姆：“菊娣，真对不起你，害你受惊！”当天夜里，发生了本文开头的《周菊娣陈述笔录》中所揭示的触目惊心的一幕。
傅雷夫妇泰然自若，视死如归，面对凶神暴徒不屈不挠，高风亮节。
他们这种大无畏的精神，使魔鬼胆战心惊。
傅雷与朱梅馥自1932年1月结为夫妇，走过34年，朝夕相处，相依为命，情深似海，共赴危难。9月3日凌晨，他们从一块浦东土布做的被单上撕下两长条，打结，悬在铁窗横框上。他们在地上铺了棉胎，才放上方凳，以免把方凳踢倒时发出声响。
就这样，傅雷夫妇上吊自尽于铁窗两侧。中国翻译界一代巨匠，在遥遥长夜中愤然离开了人世。
9月3日上午10点多，当户籍警左安民等闻讯赶到，在书桌上发现一个用火漆封固的白布包裹，上面写着：“此包由××路×弄×号朱人秀会同法院开拆傅、朱”
下午，朱人秀赶来，会同法院拆开包裹，里面有傅雷亲笔遗书以及好几个信封。信封里装着钱、物。
傅雷遗书只给朱人秀匆匆看过一遍，便被法院收去，直到1985年5月11日，经傅雷亲属再三要求，在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关心下，上海公安部门才把傅雷遗书原件，派专人送交朱人秀。
傅雷遗书是对极左路线的控诉书，是傅雷夫妇高尚人格的真实写照。
现把傅雷遗书全文照录于下：
人秀：
尽管所谓反党罪证（一面小镜子和一张褪色的旧画报）是在我们家里搜出的，百口莫辩，可是我们至死也不承认是我们自己的东西（实系寄存箱内理出之物）。我们纵有千万罪行，却从来不曾有过变天思想。
我们也知道搜出的罪证虽然有口难辩，在英明的共产党领导和伟大的毛主席领导之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决不至因之而判重刑。只是含冤不白，无法洗刷的日子比坐牢还要难过。何况光是教育出一个叛徒傅聪来，在人民面前已经死有余辜了！更何况像我们这种来自旧社会的渣滓早应该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了！
因为你是梅馥的胞兄，因为我们别无至亲骨肉，善后事只能委托你了。如你以立场关系不便接受，则请向上级或法院请求后再行处理。
委托数事如下：
一、代付九月份房租55.29元（附现款）。
二、武康大楼（淮海路底）606室沈仲章托代修奥米茄自动男手表一只，请交还。
三、故老母余剩遗款，由人秀处理。
四、旧挂表（钢）一只，旧小女表一只，赠保姆周菊娣。
五、600元存单一纸给周菊娣，作过渡时期生活费。她是劳动人民，一生孤苦，我们不愿她无故受累。
六、姑母傅仪寄存我们家存单一纸600元，请交还。
七、姑母傅仪寄存之联义山庄墓地收据一纸，此次经过红卫兵搜查后遍觅不得，很抱歉。
八、姑母傅仪寄存我们家之饰物，与我们自有的同时被红卫兵取去没收，只能以存单三纸（共370元）又小额储蓄三张，作为赔偿。
九、三姐朱纯寄存我们家之饰物，亦被一并充公，请代道歉。
她寄存衣箱贰只（三楼）暂时被封，瓷器木箱壹只，将来待公家启封后由你代领。尚有家具数件，问周菊娣便知。
十、旧自用奥米茄自动男手表一只，又旧男手表一只，本拟给敏儿与×××，但恐妨碍他们的政治立场，故请人秀自由处理。
十一、现钞53.30元，作为我们火葬费。
十二、楼上宋家借用之家具，由陈叔陶按单收回。
十三、自有家具，由你处理。图书字画听候公家决定。
使你为我们受累，实在不安，但也别无他人可托，谅之谅之！
傅雷
梅馥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日夜
如此清醒、冷静、安详、周到，连火葬费都预先付好，连保姆可能发生的生活困难都考虑到，连红卫兵抄去的亲友首饰也都自己偿还……坦坦荡荡，磊磊落落！
哦，“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
尾声
傅雷在1963年6月2日致傅聪的信中说：“历史上受莫名其妙的指责的人不知有多少，连伽利略、伏尔泰、巴尔扎克辈都不免，何况区区我辈！
……老话说得好：是非自有公论，日子久了自然会黑白分明！”
是的，是非自有公论，日子久了自然会黑白分明！
1979年4月26日上午，上海市文联和中国作协上海分会隆重举行“傅雷、朱梅馥追悼会”。
柯灵同志在悼词中郑重宣布：1958年把傅雷划为“右派分子”是错误的，应予改正；十年浩劫中傅雷夫妇所受诬陷迫害，一律***昭雪，彻底恢复政治名誉。
傅雷骨灰盒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中移入上海革命烈士公墓。傅雷夫妇的骨灰，在那霜剑严逼的日子里，经一位素不相识的女青年和傅雷亲属、保姆周阿姨共同努力，奇迹般保存下来。那位女青年是傅雷译著的热心读者，又听过傅聪的诗一般的琴声，对傅家厄运充满同情。她冒着生命危险，戴着大口罩，来到火葬场，以傅雷“干女儿”的名义取走并保留了傅雷夫妇骨灰。
如今，安放在烈士墓的傅雷骨灰盒中，有一部分是傅雷夫人的骨灰。
他们同时离世，死后仍在一起！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1982年2月19日对傅聪问题做了明确的批示：
应该欢迎这种特殊情况下出走者“归队”。
要较充分地体现国家对这样一个艺术家的慈母心肠。
“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傅雷先生常以这句古诗自勉。如今，春光洒满大地，傅雷先生有知，当喜胜于忧，与夫人含笑于九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