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1976年中国国民经济概况》 第二节“崩溃边缘论”和“有所发展论”的分歧与讨论〖=〗 免费试读
这一时期，朱佳木的两篇文章《中国工业化与中国共产党》《当代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6期。和《毛泽东对中国工业化的探求与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中共党史研究》2004年第4期。，也涉及对“文革”时期经济建设的评价。文章认为，中国工业化建设在“文革”时期“尽管遇到了干扰，但并没有停滞，而是在继续发展”。例如，大批铁路、油田等工业基础设施的建成，三线建设对内地工业不合理布局的改变，航天、核工业等国防科技和工业的长足发展，地方五小工业的兴起，等等。“文革”中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原因在于那时我们党把工作重点虽然放到了阶级斗争上，经济建设受到干扰，但并没有放弃工业化的目标。例如，毛泽东提出“抓革命，促生产”，“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周恩来在四届人大上代表党和国家重申四个现代化宏伟目标，包括第一步建成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邓小平主持1975年经济整顿及制定国家“十年远景规划”，等等，都说明了这一点。文章还指出，“文革”的经济建设受到的干扰来自两方面，除了要求生产为“革命”让路外，还片面追求高指标、高速度，造成重大比例失调。如果不是这样，“我们本来可以取得更多更大的成绩”。这两篇文章虽然不是专门研究“文革”时期经济状况研究的，但却为这一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在2006年8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办的“文化大革命”史研究座谈会上，各单位学者们对“文革”时期经济状况的评价问题再次进行了讨论。
赞同“崩溃边缘论”的学者的主要观点是：1“濒临崩溃边缘”不能单纯从统计数字看，主要是指经济结构比例严重失调，各种经济关系严重不合理，人民生活水平极度降低，等等。有人举例说：希特勒统治时期的德国，由于军事工业畸形发展，国民经济增长速度也很快，实际是到了崩溃的边缘。2“文革”时期的经济统计数字不准确。有人提出，如果按照美国学者的统计数据，将会得出另一个结论。3“文革”结束后各地经济形势特别是农村确实到了不改革不行的危急状况，全国有25亿人没有解决温饱问题。4邓小平在1978年也曾用过“濒临崩溃边缘”的说法。
不赞同“崩溃边缘论”的学者，主要观点是：1看是否“濒临崩溃边缘”，主要应根据统计数据下结论，而不是经济结构是否合理。“濒临崩溃边缘”在数据上究竟应当如何量化，可以研究，但不应是和“文革”前比国民经济发展速度有较快增长和工农业产品总量有明显增加。2“文革”时期人民生活水平确实很低，除了动乱影响外，也含有为工业化付出的代价。31965年周恩来宣布国家战略目标第一步是1966年到1980年要建成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1979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叶剑英国庆讲话宣布我国已经实现了这一目标，2001年江泽民在纪念建党80周年讲话中充分肯定了这一历史成就。2011年胡锦涛在建党90周年大会上讲话，又把“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作为90年来党带领人民完成和推进的三件大事中第二件的重要经济标志。如果说这主要是在“濒临崩溃边缘”的十年中完成的，无法解释。41978年邓小平曾用过“濒临崩溃边缘”提法，并不代表后来邓小平的评价。有档案证明，1981年在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过程中，根据邓小平意见，胡乔木否定了第四稿写进“濒临崩溃边缘”的说法。
2006年12月，当代中国研究所经济史研究室举办了季度研讨会，题为：如何评价“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国民经济状况？1974年至1984年历任国家统计局副局长、局长，主持编写《中国统计年鉴(1983)》首次公布“文革”时期经济数据的李成瑞，就“文革”时期的经济统计数字是否可靠这一问题，详细介绍了“文革”时期经济统计数字的由来。他说，虽然国家综合统计在1967-1969年中断了3年，但部门和地方的统计工作没有中断。财政、税收、银行、铁道、交通、邮电、商业、粮食、外贸系统一直在坚持或基本坚持统计，保存了重要资料。国家计委1970年5月14日发出通知，要求从1970年5月起恢复工业、农业、基本建设、职工人数和工资总额、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工业财务成本、物资库存等定期统计报表制度，并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和部委收集、整理、补报过去3年的统计资料。经过一年半努力，核对了材料，纠正了某些夸大的产量数字，对数字的可靠性进行了分析和鉴别。到1971年底，这3年数字基本补全。国家统计局将编出的《国民经济统计提要(1949－1969)》报送周恩来。周恩来看后非常高兴，要求立即印300本发送各位中央委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统计局通知各地区各部门对十年内乱期间的数据再次进行核对改正。1980年内部编印《建国三十年国民经济统计》资料时，又重新进行了一次核对。到1983年出版《中国统计年鉴》，才第一次公开列入了“文革”10年的统计数字。因此，李成瑞重申以前的观点认为：“现在公布的十年内乱期间的数字，尽管有若干估算成分，但数字来之有据，又经过反复核对，可以说是基本可靠的。”李成瑞:《十年内乱期间我国经济情况分析——兼论这一期间统计数字的可靠性》，《经济研究》1984年第1期。
关于“文革”时期的经济状况，李成瑞指出，当时的社会总产值年增长率是68％，国民收入增长率是49％，这样的增长率和以前的正常发展时期，如“一五”计划时期相比是低的，但就整个世界的发展中国家看，并不算低。“文革”10年既有欠账，有严重的损失，也有积累的财富，为后来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基础。我们既要看到教训，也要对确实增长的方面加以肯定。比如，“四三”方案的大规模对外引进就非常成功，对国内需要的项目选得准，达到了二战以后最高的水平。改革开放后的农业在1979－1984年连续5年增产，与“四三”方案的大规模引进，大幅度增加化肥产量是分不开的。这也可以看作是“文革”期间经济上的一个贡献。
2007年，胡鞍钢著《中国政治经济史论》对20世纪50-70年代时期经济与工业化、现代化的关系进行了量化分析，总体上应属于“有所发展论”的观点。他指出：“从1952年到1978年这一时期，中国基本实现了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制定的国家工业化的初期目标，迅速完成了国家工业化的原始积累，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奠定了工业发展的基础。”
具体到“文革“时期，他指出：“1966年-1976年，毛泽东的个人分力与中国现代化合力作用方向几乎相反，他的负面作用起主导作用，中国社会出现了10年动乱，经济增长率仅为61%。”但是，两者相比较，他认为，“毛泽东个人对经济增长率影响作用为3%-4%，相当于这一时期(指1957-1976)经济增长率的13-14”。因此，他没有使用“濒临崩溃”的说法，认为：“毛泽东的个人分力并没有改变毛泽东时代出现在中国现代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现代化发展历史趋势，只是深刻地影响这一历史的发展进程和发展速度。”胡鞍钢：《中国政治经济史论》，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92页。
中国境外的说法，也有不同。1992年，美国学者麦克法夸尔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文版翻译出版。该书没有用“经济崩溃”而是用“经济破坏”来评述“文革”时期的经济状况。书中还把“文革”期间与“大跃进”期间的经济做了对比，认为“大跃进”是“一场代价高昂的灾难”，而“文革”虽然在其高峰时期(1967-1969)造成了严重损失，但实质上“只是一次严重的暂时干扰”，大多数国家都曾在某个时期经历过这种干扰。书中专门介绍了“文革”期间农村的小型工业发展，并给予了较高的评价［美］麦克法夸尔、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海南出版社1992年版，第502页。。
2007年2月，经中共中央审查批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出版。该书在第九章第三节“建设的成就，探索的成果”中指出了中国自“一五”时期到1976年的20多年，“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打基础的重要时期”。“尽管经历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严重挫折，这个时期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仍然是比较快的。”还指出：“这一时期最大的建设成就，是基本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从根本上解决了工业化中‘从无到有’的问题。”《中国近现代史纲要》，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195页。书中以1976年为坐标，与1949年进行了比较。从国内生产总值、主要工业产品产量、铁路交通运输、主要农产品产量、人均粮食占有量、人均消费水平、中小学校及在校生总数、医院床位、全国人口死亡率、打破体育世界记录次数等方面说明取得了重大成就。
2007年10月24日，胡锦涛在党的***报告中，回顾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时说：“我国经济从一度濒于崩溃的边缘发展到总量跃至世界第四……”《人民日报》2007年10月24日。这个提法和过去相比，是增加了“一度”两个字。报告没有具体指出这个“一度濒于崩溃的边缘”是指“大跃进”时期还是指“文革”时期。即使用来指“文革”时期，那么和薄一波著作认为1967、1968年一度“经济濒临崩溃边缘”说法也是一致的。
2011年7月1日，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讲话，在谈到90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完成和推进的三件大事中的第二件，即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的成就时指出：“我们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积累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生产力水平十分落后的东方大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人民日报》2011年7月2日。
2013年1月5日，习近平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开班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创的，但也是在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了20多年建设的基础上开创的。虽然这两个历史时期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指导、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有很大差别，但两者决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人民日报》2013年1月6日。这段话，是我们总结新中国64年经济建设和发展史的最精辟诠释。
以上可以被看成是研究“文革”时期国民经济状况方面，十分重要的指导性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