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大计：中国改革的探索历程》 一、 大胆突破 免费试读
陈云铿锵有力地说：“我完全同意中央从明年起把工作着重点转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
老农严家芝首先发言：“我们队要想不吵闹，要想有碗饭吃，只有分开，一家一户地干。”
邓小平微笑着说：“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邓小平开始吹响改革号角
１９７８年１１月１０日，初冬的北京天气渐冷，而京西宾馆的第一会议室里却温暖如春。
来自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和群众团体的主要负责人，以及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的主要负责人，共２００多人在此参加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此次会议也是为迎接十一届三中全会而召开的预备会议。
这个会议使一向宁静的有中国“会场之冠”之称的京西宾馆，突然热闹起来。
中午过后，京西宾馆门前一辆辆汽车送来了从全国各地赶来的与会者，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也大部来到这里。
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主要是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作准备的一次会议，议题是启动国家的伟大历史性转折。实现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是参加这次会议全体人员的共同愿望，是大家都同意的。但是，以什么作为指导实现工作重点转移的方针，却有不同意见。
１１月１２日，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东北组发言时，针对党的历史上的若干重大问题提出新的看法。
陈云坚定不移地说：“我完全同意中央从明年起把工作着重点转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
陈云的意见博得与会同志的热烈响应，会议气氛马上活跃起来。陈云的发言还提示人们，要解决历史上遗留下来重大问题，要有一种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敢于冲破禁区的精神。
陈云发言后，胡耀邦在西北组，万里在华东组，康克清在华北组，纷纷发言支持陈云的主张。
１２月１３日，中央工作会议举行闭幕会，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在会上发表讲话。邓小平的讲话题目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在讲话中，邓小平神采奕奕，自信、沉稳，他扫视了一眼与会同志，由衷地说：“这次会议开得很好，很成功，在党的历史上有重要意义。我们党多年以来没有开过这样的会了，这一次会议恢复和发扬了党的民主传统，开得生动活泼。我们要把这种风气扩大到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中去。”
接着，邓小平又高度评价了持续半年多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后，他强调说：
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首先是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
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
值得注意的是，邓小平在这个重要讲话中，主张让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该思想的提出，为改革开放提供了重要基础。他说：
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
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
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
邓小平之所以提出“先富”，主要是为了打破当时盛行的平均主义“大锅饭”，打破旧经济体制的禁锢，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从而实现共同富裕这一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
这一政策不仅符合我国各地生产力发展严重不平衡的现状，也有利于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在商品
经济尚不发达、客观条件千差万别、人们的能力和贡献有大有小的情况下，迅速增加社会财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因而，他的主张很快就被实践证明是一项正确的、符合我国基本国情的“大政策”。
邓小平从此吹响了改革的号角。
中央工作会议原计划１３日结束，但与会者认为邓小平的讲话非常重要，纷纷要求延长两天学习讨论。
就这样，中央工作会议于１２月１５日结束。
中央工作会议结束第三天后，具有巨大转折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
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１８日，隆冬的北京愈加寒冷，而沉寂刚刚两天的京西宾馆内却再一次暖意融融。
这一天，京西宾馆第一会议室里灯火通明，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此隆重召开。
由于中央会议做了充分准备，从１２月１８日到２２日，只开了５天就圆满完成了各项议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大会公报郑重宣布：
全党工作的着重点从１９７９年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转变经济发展重心这一重大决策，解决了从１９５７年以来没有解决好的工作重点转移问题，这是党在政治路线上最根本的拨乱反正，中国从此走上了改革之路。
农村改革率先实行包产到户
１９７８年冬天的一个夜晚，天气异常寒冷，对于中国人民来说，这是极其普通的夜晚。
然而，对于凤阳小岗生产队，对于整个中国历史来说，这个夜晚又是极不平常的。
原来，小岗所在的凤阳较为贫穷，自从出了皇帝朱元璋起，凤阳人讨饭就与凤阳花鼓一样出名。有一首凤阳花鼓形象地反映了凤阳的状况：
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好地方。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大户人家卖牛羊，小户人家卖儿郎，奴家没有儿郎卖，身背花鼓走四方。
当时的小岗又是凤阳全县最穷的，属于“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三靠村”，全村只有２０户农户，１１０口人，５１７亩农田，１０头耕牛，几把犁耙。
当时，全村没有一间砖瓦房，许多农户的茅草屋破烂不堪，家徒四壁，有的穷得全家只剩一床棉被。
１９７８年大旱荒，更加剧了小岗的贫穷程度，习惯于背着凤阳花鼓“跑荒”的小岗人几乎是连外出的气力都没有了。
为了改变这种每年出去逃荒的局面，小岗人在上级的默许下，偷偷搞起了“承包到组”。然而，分到组后，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在组内为了多干少干问题，组内斗争反而加大了。
于是，朴实的小岗农民开始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实行包产到户。
此刻，在１９７８年冬天这个万籁俱寂的夜晚，在小岗生产队的一个不起眼的小屋里，小岗生产队的１８户农民正聚集在一起，在小岗生产队社员严立华家破陋的茅屋里，一盏油灯下，召开一个“秘密”会议。
会议上，全队在家十八户的主事人都齐聚在这里，谋划着他们自己的将来和子女的生活大计。
灯光摇曳下，映照着十八张憔悴而庄重的面庞。三十多道焦灼、不安但又充满感激的目光紧张地注视着他们的领头人。
严宏昌开了口：“今天把大家找来开个会，主要请大家谈谈，各个组内部怎样才不吵不闹，怎样才能把生产搞好。”
老农严家芝首先发言：“我们队要想不吵闹，要想有碗饭吃，只有分开，一家一户地干。”
关庭珠接着说：“刚解放时，我们都是单干。那时候人们都和和气气，家家都有余粮。单干肯定能干好，只是政府不允许。”
此时会场沸腾一片，议论不断。
“只有单干，我们才不吵不闹。”
“单干了，如果我们再干不好，只能怪自己。”
“如果同意我们单干，我们保证不给你们队干部添半点麻烦。”
队长严俊昌表了态：“既然大家都想单干，我们当干部的也不装孬。”
严宏昌此时站了起来，说：“我讲几句，看样子我们队只有分到户干了。但是，我们必须订个协定：第一，我们分田到户，瞒上不瞒下，不许向任何外人讲，谁个讲出去，谁个不是人。第二，每逢夏秋两季交粮油时，该是国家的给国家，该是集体的给集体，到时不准任何人装孬种，更不能叫我们干部上门要。只要大家同意这两条意见，在字据上捺手印，我们干部就同意分开干。”
“同意，我们都同意按手印。”大家齐声说。
分田单干，后果将会是什么，是被扣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帽子”？还是被诬为反社会主义的罪魁？是坚硬的镣铐？还是冰冷的大狱？这绝不是耸人听闻，在他们身边，就有“教训”：社员严金昌因在房前屋后种了点生
姜、辣椒、大葱，充其量“暴发”到不逃荒要饭的水平，居然被揪到公社批判了三四场，甚至被《皖东通讯》点了名。
于是，严家芝说：“万一被上头发现了，队干部弄不好要蹲班房，家中老小怎么办？”
听到严家芝的话，大家一片沉默。
然而，求生是人的本能。严俊昌、严宏昌冒着身败名裂和厄运横生之险，决心铤而走险，显然是甘愿为小岗人做出最大的牺牲。
为了保护自己的领导人，老农严家齐说：“万一走漏了风声，队干部为此蹲了班房，我们全体社员共同负责把他家的农活全包下来，还要把他的孩子养到１８岁。”
严家齐的话赢得了大家的一致认可。
于是，秘密会议决定：分田单干的事“瞒上不瞒下”，谁也不许向外透露，并针对可能出现的“险情”，制定了相应的措施。
据当时参加会议的小岗生产队队长严俊昌、副队长严宏昌后来回忆：
大约是在１１月底的一天，我们在村西严立华家开了一次秘密会议，一家一个户主参加，２０户除２户单身汉外流外，其余１８户全到了会。主要是谈分田单干，并强调，第一是土地分到户后要瞒上不瞒下，不准任何人向外透露，
包括自己的至亲好友都不能说；第二是保证上交国家粮油，该给国家的给国家，该交集体的交集体，任何人不准装孬。大家纷纷议论，
认为要这样干，我们一定能搞到吃的，保证能超额完成国家和集体的任务。万一干不到，我们摔锅卖铁，或再外流要饭，也要完成国家和集体的任务。但是，大家又担心，如果搞单干被捅出去，干部是要坐牢的，可不是闹着玩的。
大家纷纷赌咒发誓，保证秘密不外露。有的说，要是你们干部因分田到户坐牢，我们就是要饭也要给你们去送牢饭。也有的提议，万一走露了风声，你们坐了牢，全体社员共同负责把你们的小孩抚养到１８岁，绝不反悔。随后就由严宏昌执笔，写了包干合同书。
于是，在凤阳，在安徽乃至全国，小岗生产队农民自发的组织起来商议对策，并率先闯关了。
合同签订后，１８户农民争先恐后地用食指按上鲜红的印泥，一簇簇沉重的指纹按在１６开白纸自己的姓名上。
这份保证书内容如下：
１９７８年１２月 地点 严立华家
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交和公粮，不在（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作（坐）牢杀头也干（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十八岁，
严宏昌
关廷珠 关友德 严立苻 严立华
严国昌 严立坤 严金昌 严家芝
关友章 严学昌 韩国云 关友江
严立学 严俊昌 严美昌 严宏昌
严付昌 *** 严国品 关友申
会议一结束，他们连夜将牲畜、农具和耕地按人头包到了户，正式实行了包产到户。
当下，他们就按照生产队的地亩表，每人四亩半地的标准，把土地分给大家。
“这一仗必须打赢。”严宏昌干练地挥了一下手说。合同签订后，当时考虑，如果是公开地干起来，可能会有阻力。于是，先不声不响地把生产搞起来。
此时，他们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正是他们带着悲壮意味的行动，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乃至中国经济改革的序幕。
和安徽小岗的改革同时进行的还有四川，四川位于中国内陆腹地，西临青藏高原，是当时中国人口最多的一个省份。
自古以来，“治蜀”学问颇多。历史上广为流传一句名谚，“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由于各种原因，加之人口激增，生态破坏等原因，享有“天府之国”美誉的四川，却饱受饥饿之灾。将近１亿人的吃饭问题，是摆在四川省委领导面前的最大政治问题。
１９７８年，四川省委在邓小平的建议下，加快了工作步伐，制定了《关于目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主要问题的规定》。这个规定共十二条，内容有：
（１）加强劳动管理；（２）严格财务管理制度；（３）搞好生产计划管理；（４）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坚决保证社员分配兑现；
（５）减轻生产队和社员的负担；（６）以粮为纲，开展多种经营；（７）奖励发展耕牛；（８）大力发展养猪事业；（９）大搞农田基本建设；
（１０）积极兴办社队企业；（１１）积极而又慎重地对待基本核算单位由生产队向大队过渡的问题；（１２）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要执行按劳分配的原则，把“定额到组，评工到人”的办法，认真搞好。
“十二条”冲破了不少禁区，为农民壮了胆，受到了基层干部和农民的热烈欢迎。
很快，过去被认为几乎无法制止外流的成千上万劳动力归了队，不少地方的农民自发地将“定额到组，评工到人”的办法又悄悄地发展成为包产到组。
基层干部高兴地说：“人喊人，喊不成，政策喊人一大群。”
农民高兴地说：“只要政策过了硬，一人要顶两个用。”
对各地的“包产到组”，四川省委采取了支持的态度。于是，很快四川就成为全国农村生产责任制的又一个发源地。
在四川省委的大力推动下，四川的农业发展迅猛。１９７７年粮食总产量比１９７６年增产６０亿斤，１９７８年又比１９７７年增产４０亿斤。两年共增产１００亿斤，等于农业人口每人增产１２４斤。
这就是说，每一个农民一年可以多吃１２４斤粮食，这意味着８０００万四川人口免于饥饿。
１９７８年秋，四川省委在农业方面进一步实行了“放宽政策”、“休养生息”的方针，将农民的自留地扩大到总耕地面积的１５％，并且支持农民采取包产到组的形式经营土地。
当时，四川蓬溪县的几个生产队借“放宽政策”之际，偷着试行包产到户。
在蓬溪县河边公社第六大队的第八生产队，１９７６年人均收入仅为３３元，１９７８年也仅为５６元。
为了改变贫困，这个队背着公社和大队，把棉花从收到种包到户，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１９７９年春季和夏季，四川农村的包产到户开始全面推行
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推行，进一步解放了四川省的农业生产力，四川的粮食总产量，１９７６年是５０８４亿斤，１９７９年则为６７２３亿斤，增加１６４亿斤。包产到户使四川终于彻底摆脱了饥饿。
在当时，除四川之外，西北的甘肃省岩昌县哈达铺公社，武威县的一些社队，内蒙古自治区的托克托县中滩公社等地，也出现了包产到户的做法。
就这样，一场改变中国的伟大改革星星之火，在中国较为贫困的农村点燃了。
建立经济特区推行配套改革
１９７９年新年伊始，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吴南生前往汕头等地，传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文件精神。
到达汕头后，进入吴南生眼帘的除了贫困和落后，便是在破败的街道上四处漫溢散发着臭气的粪便。
看到汕头的落后，吴南生质问中共汕头地委的领导们：“我们当年豁着性命扛起枪杆闹革命，可不是为了换取眼前的这样一幅江山啊！”
此时，吴南生想起一位海外的朋友为他出的主意，那位朋友问他：“你们敢不敢办像台湾那样的出口加工区？敢不敢办像自由港这一类的东西？如果敢办，那就最快，你看新加坡、香港，他们的经济是怎么发展起来的？”
就这样，吴南生向广东省委提出了开办出口加工区的建议。
３月３日，也即是吴南生回到广州的第三天，中共广东省委召开常委会。
在此次常委会上，吴南生的关于提议在汕头开办出口加工区的想法，获得了常委们的一致认同。
同时，在此次会上，广东省委还认为广东有两大优势：毗邻港澳，华侨众多。只要中央在经济政策上给与广东充分的自***，广东就可以完全利用这两个优势，加快广东经济发展的步伐。
因此，广东省委认为，不单是在汕头办一个出口加工区，还应该在珠海、深圳也办。
最后，广东省委决定，把开办出口加工区的想法报告给中央
就这样，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最前沿，最早发出了希望改革的呼声。
１９７９年４月５日至２８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和主管经济工作的负责人，中央党政军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主管经济工作的省委书记王全国和一位抓农业的省委常委，出席了这次中央工作会议。
小组讨论结束之后，中央政治局在中南海，听取各小组召集人的汇报。
汇报开始后，作为中南组的召集人，习仲勋对政治局委员们说：“我们省委讨论过，这次来开会，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能够充分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先走一步。允许在毗邻港澳的深圳、珠海以及属于重要侨乡的汕头，各划出一块地方，单独进行管理，作为华侨、港澳同胞和外商的投资场所，按照国际市场的需要组织生产，初步定名为贸易合作区。”
习仲勋表示，如果中央能够给广东一些在经济决策上的权力，广东早就发展上去了。
接着，习仲勋讲了广东的经济现状和广东省委关于广东开放、搞活的设想。
在汇报中，习仲勋重点提到了广东省委要求中央在深圳、珠海、汕头划出一些地方实行单独的管理，作为华侨、港澳同胞和外商的投资场所，按照国际市场的需要组织生产，并初步定名为“贸易合作区”。
习仲勋的汇报得到了政治局委员们的赞许和支持。广东可以先走一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决心，想给广东搞点特殊政策，与别的省不同一些，自***大一些。
４月底，在向政治局汇报之后，叶剑英向广东省委提出，应该向邓小平作一次汇报。
于是，广东省委的主要领导就来到了邓小平的家。当听到要为广东要开办“贸易合作区”时，邓小平明确表示支持，他还说道：“就叫特区嘛，陕甘宁就是特区。”
听到邓小平的支持后，大喜过望的习仲勋“得寸进尺”，他“趁机”要求中央解决配套建设资金，他对邓小平说：“中央给点钱嘛。”
邓小平微笑着说：“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有了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支持，开办特区工作的步伐就加快了。
中央工作会议后，根据各组的发言和建议，又根据邓小平同志的倡议，很快形成《关于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增加外汇收入若干问题的规定》。
《规定》在“要充分发挥广东、福建两省的有利条件”一节中指出：
广东、福建两省邻近港澳，华侨众多，发展对外贸易的条件十分有利。中央规定，对这两省要采取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让他们在开展对外贸易，增加外汇收入，加速发展地方经济方面有更广阔的活动余地，为国家四个现代化做出更大的贡献。
回到广东后，广东省立刻成立了由王全国、曾定石牵头的起草小组，具体负责起草《汇报提纲》和《关于试办深圳、珠海、汕头出口特区的初步设想》。
１９７９年５月２５日，经过半个多月的反复研究，王全国等人终于起草完毕《关于发挥广东优越条件，扩大对外贸易，加快经济发展的报告》。
这个报告包括以下五个方面的内容：
１、扩大对外贸易、加快经济发展的优越条件；２、初步规划设想；３、实行新的经济管理体制；４、试办出口特区；５、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
６月６日，经过讨论研究后，广东省委向中共中央、国务院上报这个报告。
７月１５日，中央颁发了（１９７９）５０号文件，即《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
《报告》决定：
广东省的深圳市、珠海市、汕头市和福建省的厦门市，各划出一定范围的区域，试办经济特区。
在特区内，在维护我国***、执行我国法律、法令等原则下，实行经济开放政策，吸引侨商、外商投资办厂，或同他们合办企业，引进先进技术，发展对外贸易。
自此，开办特区的帷幕正式拉开了！
在起草向中央申请文件的同时，关于特区的法律法规也在抓紧制定中。
１９７９年８月，也就是中央发出５０号文件半个月后，《特区条例》的起草工作就开始了。该项工作由吴南生牵头，秦文俊和曾经做过陶铸秘书的丁励松具体负责起草工作。
很快，《特区条例》的初稿就拿出了。
然而，由于吴南生等人对外面的情况不熟悉，思想上的框框又不少，反映在条例中总是同当时世界上举办出口加工区的做法区别很大，不能体现具有吸引力的要求
为此，《特区条例》又进行了多次修改，等到了１２月京西会议的时候，已是１１次易稿了。
１９７９年１２月１７日，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的广东、福建两省工作会议上，吴南生汇报了特区条例起草情况。
１２月下旬，广东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
关于《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的一些情况，负责起草的丁励松后来回忆说：
这个只有１０００多字的法规，是从纯青的炉火中提炼出来的，可以说是字字千钧。它的艰难之处在于：
一是要不要赋予特区充分的自***，如果不能跳出现行体制之外，特区仍被捆住手脚，开放、改革的试验势必流于空谈；
二是对海外投资者的优惠政策、待遇，如何定得适度，如果在税收、劳务、地价等方面不比邻近的地区有更强的吸引力，人家肯定不会来；
三是困于传统观念，由于担心人们产生不必要的联想，在某些提法上不得不做字斟句酌的推敲。例如：“地租”的“租”字是犯忌的，因为过去有过“租界”、地主“收租”之类的称谓。经过大家的冥思苦想，最后改叫做“土地使用费”，这在当时也是个不小的发明。
１９８０年８月２６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批准建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４个经济特区，并批准公布实施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
《条例》第一条明确规定：
为发展对外经济合作和技术交流，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广东省深圳、珠海、汕头３市分别划出一定区域，设置经济特区。特区鼓励外国公民、华侨、港澳同胞及其公司、企业，投资设厂或者与我方合资设厂，兴办企业和其他事业，并依法保护其资产、应得利润和其他合法权益。
《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是特区建设的纲领性文件，它的颁布标志着特区工作的启动。
特区是我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它的成立预示着中国的国门被打开了，同时也开始了各项配套改革的尝试。
国有企业开始探索放权让利
１９７８年７月至９月，国内经济学家纷纷呼吁，我国经济工作要尊重价值规律、引入市场机制，应该赋予企业必要的独立地位。
１９７８年１０月，在中央对改革日益认同和各界的一致要求下，四川省委对四川化工厂、成都无缝钢管厂、宁江机床厂等六家企业实行放权让利，给予他们更多的生产经营权。“放权让利”的具体做法包括：
给企业定一个增产增收的目标，允许企业实现目标后，提取少量利润留成，可给职工发放奖金。
这种做法实行３个月后，收到了较好的效果，调动了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
特别是四川宁江机床厂，本是一个生产仪表机床的企业，产品质量较好，价格较低。但是１９７９年国家压缩了下达的生产计划，企业的生产任务严重不足。
然而，宁江厂的同志认为，那些年机床生产量虽然很大，象他们生产的这类中小型精密机床，特别是质优价低的，还是供不应求，弊病在于现行的产品计划调拨体制。
为了充分发挥生产能力，增加盈利，他们在１９７９年６月２５日的《人民日报》上登出了“承接国内外用户直接定货”的广告。
这么一来，订户盈门，销路大开，相继签订国内外合同１０００多台。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国内生产同类产品的４家企业，在宁江厂生产高涨的同时，受到了巨大压力。
宁江厂生产的７毫米的自动车床具有高生产率、高精度和加工稳定、操作简便的特点，每台出厂价９５００元，上海、辽宁、杭州、西安等地生产的同类自动车床，为了争取订户，就不得不降价，甚至考虑关停并转。
四川企业改革成功，再次证明了企业改革的必要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四川省扩大企业自***的探索指明了方向，提供了理论和政策的依据。１９７９年初，四川省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在总结了六个试点企业经验的基础上，经过调查讨论，制定了《关于扩大企业权力，加快生产建设步伐的试点意见》，简称“十四条”。
这个办法的主要内容是首先在分配方面突破，给企业一定的活力。具体办法是：
企业在全面完成国家下达的各项技术经济年度计划指标和供货合同的条件下，可从计划利润中提取一部分利润作为企业基金，最多可达５％；在完成产量、品种、质量、利润四项指
标和供货合同的条件下，可按计划利润的３％提取企业基金
“十四条”办法把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结合了起来，并且决定扩大范围，在１００家企业中进行扩权试点。
四川的扩权试点得到了企业的热烈响应，一时间，四川很多国营企业都动了起来。
在当时，四川有一家食品厂，因没有自主经营权，从厂长到工人，大家都没有干劲，企业连年亏损。
“十四条”颁布后，该食品厂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厂领导在政策的激励下，带领大家积极为厂里做了发展规划，并制定了新的工人的工资标准和奖励办法。
在新的奖励办法推动下，全厂工人一扫以前磨洋工的恶习，开始干劲十足地忙起了生产。
当年底，该厂不仅扭亏为盈，还历史性地盈利了十几万元。面对改革取得的成就，该厂厂长说：“企业有了自***就是好啊。”
这些试点企业之所以能在短期内发生较大的变化，主要原因是通过企业扩权试点，允许企业自产自销一部分产品和实行利润留成，为企业创造了一定的独立经营和自主发展的条件。
四川省的这些试点。为中央决策和在全国推行企业扩权试点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１９７９年初，国内各界人士纷纷呼吁，要对企业进行改革。
当时，《人民日报》专门发表社论，明确提出：改革的“当务之急是扩大企业的自***”。
同时，许多经济学家都对这项改革，寄予了希望。经济学家廖季立认为，改革的中心是围绕扩大企业自***来调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
与理论界的呼吁相呼应，四川、云南等地企业改革试点的成功，也给中央做出决策提供了重要经验，在这种环境下，中央也加快了对企业改革的推动工作。
１９７９年初，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找袁宝华谈，要求国家经委认真研究扩大企业自***的问题。在作了一些调查研究之后，国家经委研究室搞出“扩权十条”。
３月１３日至２０日，国家经委在北京召开企业管理改革试点座谈会，与会的企业代表，对“扩权十条”都热烈拥护。
４月５日，“扩权十条”被提交到中央工作会议，予以讨论。
在此次中央会议上，李先念作主题讲话，他提出，要把扩大企业自***列为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四个“原则和方向”问题之一，要把企业经营好坏与职工物质利益，挂起钩来。企业办得好，职工收入可以高一些，集体福
利和奖金可以多一些，更好地调动广大职工的积极性。于是，会议在企业是否扩权问题上，“各方面的意见比较一致”，但在扩权的限度上有分歧。
接着，李先念说，哪些事情应由中央和地方部门管，哪些应由企业自己作主，还需要认真调查研究。
最后，“扩权十条”在会上得到了认可，并予以原则通过。
１９７９年５月２５日，国家经委、财政部、外贸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物资总局、国家劳动总局六个部门联合发出《关于在京、津、沪三市的８个企业进行企业管理改革试点的通知》。
该《通知》确定了在首都钢铁公司、北京内燃机总厂、北京清河毛纺厂、天津自行车厂、天津动力机厂、上海汽轮机厂、上海柴油机厂、上海彭浦机器厂等８家企业进行企业改革试点。
在具体改革措施上，《通知》提出，改革企业管理，首先必须扩大企业经营管理的自***。
此次由国家６大主管经济的部委，联合发文提出改革，可见中央对企业改革的重视。
通过试点，改革对于调动企业增产增收的积极性，产生了明显的效果。在这些先进单位的带动下，许多地方和部门管辖的企业，也仿照这８个试点企业和四川省的经验，自定办法进行试点。
１９７９年７月９日至１３日，全国工交会议在四川成都隆重召开。
此次会议由国务院副总理康世恩主持，财政部长吴波，专程到会听取意见。
成都会议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最后通过的五个文件，即扩大企业经营管理自***、实行利润留成、开征固定资产税、提高折旧率和改进折旧费使用办法、实行流动资金全额信贷等。
１９７９年７月１３日，为了进一步加强和统一领导各地的试点工作，国务院又将《关于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管理自***的若干规定》、《关于国营企业实行利润留成的规定》、《关于开征国营工业企业固定资产税的暂行规定》、《关于提高国营工业企业固定资产折旧率和改进折旧费使用办法的规定》、《关于国营工业企业实行流动资金全额信贷的暂行规定》等５个文件发给各省、市、自治区，以指导扩大企业自***的试点工作。
中央的这个５个文件，正式构建起了企业实行“放权让利”改革的基本内容，其具体措施包括：
１企业必须保证完成国家下达的各项经济计划；
２实行企业利润留成；
３逐步提高固定资产折旧率；
４开征固定资产税，实行固定资产有偿占用制度；
……
有了明确的措施，企业的“放权让利”改革就开始在全国实现起来了
随后，各省、市、自治区和国务院有关部委，根据国务院的要求，选择各自所属国营工交企业组织试点。
到１９７９年底，试点企业扩大到４２００个。
１９７９年以后，中央批准的多个企业改革试点单位，纷纷开始了改革。其中，作为大型钢铁企业，首钢的改革最为引人注目。
首钢始建于１９１９年，属于中国较早的几个钢铁厂之一，原来叫石景山钢铁厂。新中国成立后，首钢走向快速发展阶段，各项发展指标不断刷新。
然而，到１９７９年，首钢像其他国有企业一样，都面临一些相同问题：企业自***小、工人劳动积极性低等。
在当时，担任首钢总经理兼党委书记的周冠五，虽然管理２０万职工，但他甚至连签字改造一个厕所权都没有。
与此同时，企业没有额外自主获取利润的权力，国家下达多少任务就生产多少，职工的积极性也比较低，上班期间喝茶聊天，人浮于事等问题使这个昔日风光无限的大型企业，走入了它的低谷。
因此，在当时，为了企业的发展，首钢领导层对企业自***的追求变得格外迫切。
５月２５日，在中央六部委确定了企业改革名单中，首钢作为大型企业，名列这批８个国企改革试点首位。
１９７９年下半年，首钢开始进行了改革，首先试行利润留成。
新的改革提高了工人的积极性，这使改革很快就取得了很好的收益。
１９７９年１２月１５日，一座国际先进水平的新二高炉顺利投产，并且不到一年半就收回了全部投资。
和首钢一样，当时很多试点企业都取得了巨大成功。１９７９年底１９８０年初，为了了解各试点企业的改革情
况，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有关机构，组织了多次扩权改革试点调查。
同时，经济界权威薛暮桥也带领中财委体制组，到上海去看经济改革情况。
在调查中，薛暮桥发现，地方对扩权改革很热心，最积极的是企业，包括企业管理者和职工。
在各界的支持下，扩大企业自***的试点工作，在全国很快展开，而且形势很好。
就在试点的当年，试点企业的产量、产值、上缴利润增长幅度都超过试点前的水平，也高于非试点企业的水平。总的来看都实现了“三多”，即国家多收、企业多留、职工多得。
１９８０年４月９日至１９日，国家经委在江苏南京召开第二次全国工交会议。
此次会议确定了继续搞好扩大企业自***试点，并把地方企业扩权试点的审批权下放给各省、市、自治区，
特别要求选择少数矿山进行扩大自***试点。
５月１７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国家经委关于全国工交工作会议的报告，并指出：
各地区、各部门要继续搞好扩大企业自***的试点，认真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在国家计划指导下，把市场调节进一步搞开，把企业和经济搞活。
随后，扩权改革试点进一步扩大。到１９８０年６月，发展到６６００个。约占全国预算内工业企业数的１６％左右，产值占６０％左右，利润占７０％左右。其中，上海、天津试点企业利润已达到８０％以上，北京已达到９４％。
８月９日，国家经委给国务院写了一个《关于扩大企业自***试点工作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
９月２日，《关于扩大企业自***试点工作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获得国务院批准。
这个报告比较全面系统地总结了一年来全国扩大企业自***的情况，并对下一阶段的试点工作提出了具体意见。
从此之后，以放权让利为主的国企改革开始在全国推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