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长长的一生》 03 免费试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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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元翀老先生想来中过举，没这点儿名望，人家怎肯把子弟交给他教？又特严厉，顾颉刚先生说他“待童子若囚犯”，戒尺不离手。塾中的书房可不是如今的教室，一间大厅里七八个学生，年龄和程度都参差不齐，读的也不是一本书，这个念《论语》那个念《孟子》；老师只好一个个轮番教，给这个教几行，给那个教一段；先管识字断句，等学生背熟了，回过头来逐字逐句讲解。老师今天教的，学生第二天得照原样向老师还一遍；要是背不出答不上，就摊开手心挨戒尺吧。顾先生说他常常挂着眼泪回家；他父亲看他手掌肿得像半个馒头，连连说“怎么能这样呢”，第二年就不让他念书塾，留在家里自己教。我父亲倒从没尝过戒尺的滋味。同学中数他年纪最小，也许占了些便宜。而我祖父，自己也舍不得打的，怎能让娇儿受这样的苦楚；自己又教不了，只好做出规矩，要我父亲念熟了老师教的，方准许吃夜饭。
顾先生还说，当时和我父亲虽然同窗接席，却连谈话的机会也极少。小时候我听父亲说，只等老师出门拜客，同学们就闹翻了天，在书房隔壁的那张炕床上扮演《武松打虎》。甚至也敢把辫子上扯下来的长发连接成“电线”搞起了“秘密通信”。一九六五年动员老作家给孩子们写文学作品，父亲连续写了五篇，总名《一个少年的笔记》，想给高小学生自己寻找作文题材做些个榜样。在小标题《你们幸福了》那一篇中，这位少年记下了晚间乘凉，听老爷爷讲幼时念书塾的趣事。不用说，这位老爷爷就是我父亲；除了末尾上房顶一段，讲的是后来在小学里龚赓禹先生的故事，其余的全发生在张元翀老师设的书塾里。
在严师和慈父异曲同工的关怀下，父亲总算念完了当时士子必读的“四书”，还有《诗》《易》《左传》。在八九岁上老师说他可以开笔了，就是对圣人的训词有了些儿初步的理解，可以开始学做文章——代圣人立言了。出的题目是《登高必自卑》，还关照他应当写到“为学”方面去。父亲依照他的吩咐写了八十多字，结尾是“登高尚尔，而况于学乎”。老师看得摇头晃脑的，提起朱笔，在“而”和“乎”字旁都加了双圈。想来父亲在当时是颇为得意的，回家给祖父看了，祖父一定像接到了儿子中举的报条一般高兴。一九四〇年年底前，父亲写《论写作教学》，用这件亲身经历开的头。我想读者定能理解，我父亲绝非夸耀自己自小聪慧，而是为了批判那束缚思想的应试教育，把它捡来做引子。
平心而论，张老先生可以算紧跟时代了。一九〇一年，清政府宣布废除八股，以策论取士；他出的确是策论题，可是指导学生走的仍是老路，也可见教学改革之难。废科举办学校的言论常见于报
刊，念了书塾不应试，叫孩子往何处去呢？我祖父一定被这个问题困扰过。乙巳年（一九〇五），秋闱照常举办，看来科举一时还废不了，祖父决定让父亲去试试，不在乎中不中，让他先历练历练，免得以后怯场。父亲借此撒娇要挟，说得让他带两个马铃瓜去，夜里好解渴。原来点名进场在半夜以后，等到天蒙蒙亮，才有人抬着白纸糊的大灯笼，在考棚的巷子里绕一周，考生们急忙抄下灯笼上的考题，各自回考棚对着蜡烛苦思冥想，只要凑成三百字以上的一篇文章，就可以交卷出场。祖父微笑着，答应并兑现了父亲的合理要求。由于此，过了整整十八年，父亲才有可能依据那一夜的见闻，写成了他那一万多字的短篇《马铃瓜》。
我把编在《叶圣陶集》第二卷中的《马铃瓜》翻出来重温了一遍，又触发了不少回忆。小说是随笔式的，有一段提到做舅父的三项义务。我岳父到绍兴府考举人，也是舅父送去的，据说那位舅父喝多了酒睡着了，竟耽误了他听点名入考场的时辰。到我小时候，教育制度已大大改变，当舅父就省事多了，只剩下外甥头一回剃发，还得请舅父抱着。小说中也有一些是我先前没注意到的：当时苏州已经有了中学校，大概是庚子之后教会办的，否则哪敢跟科举答案对着干，牌示学生如有改名冒试，查出立即除名。至于那位号称“天王”的衙内是否是被派来捣乱的，小说没加暗示。还有件事有点奇怪，小说有几处提到上回赶考怎样怎样，可是父亲明明对我说过，他只参加过这最后一次科举答案。虽说小说可以虚构，做这样的虚构有什么必要呢？是否为了暗示科举制度已气数将尽，到了回光返照的地步呢？谁都知道，杜绝夹带是历来任何答案的规矩，应试必须经过严格搜身，才能领考卷跨进贡院的高门槛。这一回“大放送”，什么书都可以带，从《五经备旨》到《应试指南》，都是石印小字本。还有那人手一本的《圣谕广训》，更非带不可了；老师一向不教，学生从未念过，可是应考必须恭默皇上的“圣谕”两三百字，跟卷子一并上交。阅卷的师爷照例不看。大家都知道不过虚应故事而已，就是“赵钱孙李”默上两遍也成；这一回可以公然抄录，岂不更加省心。父亲是当作笑话跟我讲的，小说只提到书名，没写上这一段说明。
果不其然，才过不久，清政府就颁发上谕：丙午年（一九〇六）罢科举，办学校；又传出小学毕业相当童生，中学毕业相当举人的话来；好像为了安定民心，却又遮掩不住无可奈何的心态。茶馆里渐渐传开，这一下动真格的了，苏州府属的长（长洲）元（元和）吴三县合在一起，一口气合办四十所小学，开春全部上课。我祖父想，既然念完四年就是个童生，让我父亲去试试吧。又听我父亲说，颉刚这孩子得了他父亲的准许，已决定去考夏侯桥的那一所。我祖父思忖，顾老挑中的一定错不了。可是路实在远，上下午两个来回，少说也有八九里吧，叫个实足年龄才十一岁的孩子怎么受得了呢？祖父下了狠心，把家搬到了离夏侯桥才半里多路的濂溪坊。
公立小学开学那一天，顾先生早早地来到濂溪坊，跟我父亲俩手拉着手跨进夏侯桥小学的大门。教室是才刷新的大厅，明亮的玻璃窗上挂着五色纸环联成的彩带。课桌的桌面是可以掀起来的，坐的也是洋式的带矮靠背的椅子，都排得齐齐崭崭。墙上挂着乌油油的黑板，听说老师用的粉笔还是从日本带回来的，当时苏州还没有粉笔作坊。尤其那具精致的风琴，真叫人忍不住要伸个指头在哪个键上轻轻按它一下。甭忙，耽会儿就上音乐课了，课程表上写着呢。除了国文，还有算数、历史、地理、博物、音乐、美术、手工、体操。哪儿来的这许多名目？其实一点也不奇怪，都是老师从日本带回来的。
请别把这一班可敬的先驱者当成了掮客。经过庚子年(一九〇〇)义和团和八国联军，这一番无论从哪个方面说都不相匹配的较量，更使他们看清楚，大好中华被列强瓜分的那一天已经不太远了。清政府镇压变法，不自振作，只得由它；办学校启发民智，激励知耻力行，总是利国利民的事。他们自愿去日本受短期的师资培训，主要学的是科目的设置和教学方法。苏州有了这样一班不求名利的实干家，才有了中国人自己办的第一所作为样板的新式学校。
那些个小学的教员似乎个个是通才，什么课都能教，而且特别注重孩子的品德教育。我父亲那时身材矮小，正经跳绳踢毽子都不会，偏学会了爬竹竿。夏天院子里搭了凉棚，他顺着粗竹竿爬上房顶，坐在屋脊上逗底下的同学。正好龚赓禹老师进来，抬头看见学生上了房，连连说：“你好……好好地……快下……下来。”我父亲就双腿夹住竹竿溜到了地面上。龚老师瞧他没伤着什么，也没责备。我父亲到老也没忘记这位好老师。有一回上博物课，他挟了一棵蚕豆一棵油菜来到课堂，跟学生讲这是蝶形花冠，这是十字形花冠，还掰开花瓣，教学生识别雌蕊雄蕊。一朵花会有这许多讲究，我父亲从来没想到过。栽培花木，观察它们的生长，逐渐成了他毕生的爱好，在他的诗词、歌谣、散文，以及晚年写给俞平伯、贾祖璋等先生的信中，有不少有趣细致的记载。
音乐课也从没见过，老师一边教学生唱，一边还比画着教学生表演；有时让学生像兵士那样排着队，一边走一边唱行军歌。也非常注重体操，除了徒手操“立正”“开步走”，还有哑铃、棍棒等器械操。爱国主义教育从不间断，大都用老师们自己编写的教材。一九〇六年冬，为***美国政府驱逐华工，在历史课上，朱遂颍老师宣讲美国修建横贯东西海岸的大铁路，蒙骗了成千上万华工背井离乡，漂洋过海，生活困苦又受尽虐待，被称作“猪仔”；现在铁路修通了，却下令把一无所有的华工尽行驱逐。朱老师讲得声泪俱下，孩子们都感同身受，要求列队上街***，高呼对美国政府***的口号，宣传***美国货，挨家挨户劝说莫用美孚油。那时苏州还没有电灯，晚上大多用煤油灯；而美孚牌煤油是美国货，这是谁都知道的。在苏州城里，反帝群众运动，可以说是从这一次开的头。
老师经常跟孩子们说，爱国要从热爱自己的乡土做起。沧浪亭西南角上有座五百名贤祠，既小又偏僻，似乎一向很少人知道。一九六二年年初，我跟父亲去苏州，说好久没去沧浪亭了，这一回发个心去看看吧。拣背静的地方走，无意中绕到了这座小祠堂前面。父亲有点儿累了，说进去歇歇脚吧。祠堂只像一条比较开阔的走廊，朝南的一边是门窗，五扇北墙上都横五竖四，齐齐崭崭嵌着二十块长方形的碑，不知是水磨青砖还是青石板，共一百块，每块碑上刻着五位名贤的半身像和传略。字实在太小，尤其是高处的，我踮起脚跟也很难看清楚。父亲说：“不用看了，打头的那位是吴泰伯，孔子的学生言游也在内。总之都是对苏州有过贡献的乡贤。我念小学的时候，章伯寅先生常带我们来这里讲墙上的名贤；特地指着顾亭林的像，要我们牢牢记住他说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还跟我们说：‘五百名贤还没满额，后边还留着地位等你们呢。’”果然后边四五块碑还空着。用心如此，真可以说良苦了。
我没见过章老先生，是从父亲在抗战期间写的《我们的骄傲》中认识他的。我知道这篇小说的主人公黄老师，原型就是章老先生。苏州沦陷后，汉奸维持会胁迫他出山，要他做教育界归顺敌人的带头羊。为保持民族气节，他孤身一人，历尽艰辛来到重庆。当年在夏侯桥的四个学生打听得他暂住川东师范，约定了日子一同去探望他慰问他。在小说中，“我”的原型不用说就是我父亲自己；戈君，是顾颉刚先生；孙君，是周勖成先生；邹君，是章元善先生。黄老师见是他们，说的第一句话是：“啊，你们四位，准时刻来了。”守约遵时的好习惯，正是三十二年前，章老先生以身作则的教育成果。又说：“你们四位，往常也难得见面吧。”正是如此，除了周先生为了创办巴蜀学校，到重庆已多年，其余三位都是暂时歇脚的过客，不久就劳燕分飞了。多么难得的人生瞬间，四个幼年时代的同学，居然能围坐在老师膝前，细细地听他讲自己的生活故事，浸透着不屈的人格的故事。从父亲写给留守在上海的朋友的信中，可以查到这次可纪念的会面，是在一九三八年十月七日。
